试论短暂辉煌的中国女性文学言说历程学毕业(2)

　　如学界代表性的点：“足以放弃女性为特点、为牺牲的。从一个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变成一个左翼的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者。”著者通过对丁玲《韦护》《一九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的细读，指出：“这个见解只是表面看到丁玲创作对主流意识形态理性追求下的外在趋从，却没有深味其骨予里仍然没有蜕尽的莎菲之气的不自觉坚持。”泄漏了丁玲真实的情感倾向，个性化立场和真诚理性追求之间的裂隙和张力。著者把丁玲创作文本的丰富性称为“意图迷误”。玛丽形象的分析更有力论证了这一见解，提出耐人寻味的文本现象：离弃革命者而沉涮浮情的玛丽形象描绘为耀日娉婷典雅高贵而未加以丑化而打入另册，如剥竹笋般层层剥出，玛丽形象的意义是承继了“五四”以来叛逆女性追求思想解放、意志独立、不依附不盲从的个性特点，表现了丁玲的一贯女性意识立场。“《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在演绎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理论时，又难以释怀为革命做出‘身体奉献’的女性身体在传统面前无法得到革命庇护的现实问题，……并深表同情，深为忧虑，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女性文本的特性。”…“革命不能庇护为革命牺牲‘身体’和贞操的贞贞，革命也不去庇护曾经与丈夫出生入死过的‘落后’妇女(《“三八节”有感》)，革命也无法挽救革命干部何华明老婆因为年老色衰，随时可能被革命丈夫‘新桃换旧符’的命运(《夜》)。”对文本的精细阅读是进行研究的前途和基础，只有养成著者着眼于文本的细读的习惯才能在学术界收获到颗颗硕果。

　　三、生活的感悟与思想的睿智融于文学批评

　　正如张爱玲所言：“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相互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对张爱玲的解读，体现了著者深厚的学术修养。l1本书最为精彩的章节之一——还原世俗生活的爱情拆解为例来谈一下。“张爱玲没有陶醉于‘五四’爱情神话的梦幻里，而是以她创作的世俗化倾向消解着这种浪漫激情，尽这点而言，它与鲁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甚至比鲁迅更悲观。”书中接着谈到“娜拉是昂然出走，曾经是激发一代女性激情叛逆的美好形象，到了张爱玲编写的剧本里便成了负了气而又没骨气的穷亲戚，只会‘走到楼上去’等待着吃饭的铃卢，成为一出荒诞而苍凉的人间闹剧，凸显了千百年来女性饱受黄金之狱，忍受之苦的深刻主题。”“著者较详细地分析了《倾城之恋》中的自流苏和《沉香屑一第一炉香》的葛薇龙等人物形象，不但提供翔实的论据，也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活泼生动感，避免理论的空洞乏味。解读《五四遗事》提出：“如果女性无法在经济上自立、在精神上保持与男性平等对话的权利，无法为自己争取到超越家庭位置的空间，就无法捍卫自己的婚姻理想，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就难以逃脱被传统吞噬淹没的内在危险，即使是争取到的幸福也会慨然尽失。”这一见解是很中肯的。本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著者对女性的深切的同情和对现代中国女作家的敬意，使这部学术著作富于人情味与感染力，既坚持了批评的客观性又很好的消解了理论冰冷的一面，这正是本书独特的魅力之一。

　　正如著者所说“妇女解放已在20世纪的中国画出最亮丽的曙光，照耀了在隧洞里沉睡了千年的中国女性，开始觉醒和已经觉醒的她们就不会那么轻易消失自己的身影，轻易放弃她们所获得的言说权利。”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步入21世纪的我们对上个世纪那段曾经辉煌而逝去的女作家们所走过的文学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是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以此为基点，去开拓女性话说的时空间，促进文学及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这正是本书对于学术界及社会的重要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