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隋琳的大庆文学批评——以《碎片》为例(3)

　　二、以感性为主要方式的诗性思维

　　大庆不仅出小说家、剧作家，也出诗人、出散文家。这里诗人的代表有潘永翔，散文家的代表有女作家张爱华。就大庆市的圈来说，大庆的诗人群体在数量上是要远远大于小说家和剧作家的，这种数量上的差异，有体裁上的原因，也有作家创作倾向上的原因。就具体的背景来说，写小说和话剧需要更谨慎的积累和文体构思，而诗的创造在构思上要相对紧迫些，对情感的爆发力要求的也更强烈，更重要的是，诗的写作是便捷的，对写作者的要求又并非完全的闭塞。无论是业余作家还是职业作家，都可以通过语言的转折与情感的深入来写作自己的情感。

　　大庆油田开发50年，文学的发展也如的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发展和变化。会战时期工人诗人的作品是对那个拼搏时代的人生写照，新时期以来的大庆诗人群体则更多的是来自这座城市的读书人。诗人潘永翔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他是黑龙江省海伦市人，《岁月》文学期刊主编，有近30年的写作史，发表过《灵魂的家园》、《红雪地》、《心灵之约》、《穿越季节》等诗歌集，总文字量已达200万。来到大庆以后，他仍然坚持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现在已然是一位大庆的本土诗人。在他的诗中，他不仅写乡村，也写大庆油田的生活，写北方荒原的生活和人的战斗。潘永翔是一位对土地和生活都有感情的诗人，他本人又有创作经验，读他的诗，能体验到更专业的语言修养。不同于会战时期的工人诗，潘永翔笔下的荒原人生少了硬棱棱的肌骨，多了审美后的浪漫愉悦。这其中如《最初的荒原》、《遗弃的钻工靴》，对于英雄，虽然还有叙述，但又多为想象，虽然其中有着时代的隔绝，但潘永翔已将变成现实的审美对象，这又是他在此时代所能实现的另一种追求。“柔和的月光下／井场是画的中心／所有的人物都以／优美的姿势成为雕塑”(《意境》)这样具有明显的柔美婉约风格的诗是潘永翔创作反映大庆油田历史的诗歌时的主流。在这类作品中，隋琳发现潘永翔主要实现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在写作中又是对这座英雄城市的崭新理解。她抓住潘永翔的这几个特点来写潘永翔的诗歌评论，很好地表现了这种诗人身份的变化对诗创作的影响：“潘永翔的写诗无疑是要抒发对生活的感受，他觉得在他开始对生活有感受能力的时候，生活压给他的负荷比同龄人要多得多，所以他觉得对生活有话要说，有话可说。’’

　　诗人是这个世界的裸体思想者，他有着不同于小说家的隐晦，理论家的形而上和散文家的舒展，他只有自己的风格。那是对世界激烈认识后的深情呼唤，也是对人生况味百般理解后的妙语惊人。诗人要从一句话中提炼出他人一本书中的内容，也要从一首诗中概括出一个时代的所有内涵。但对潘永翔，隋琳并没有这样要求他，而是就她所能体认到的诗人潘永翔和他的诗中所展现的种种来自生活的感受，具体地评价他的成就。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诗人的诗歌史也是一部诗人的生命史，隋琳的这种评价着眼于诗人潘永翔的生命史，其道理也就在这里。在这里，隋琳发现了他作为诗人和凡人之间的契合点。在潘永翔几十年的生命旅途中，经历着从乡村到城市(《在乡村与城市之间》)，从年轻到年老(《童年》、《生命》)，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都市行吟者》、《大兴安岭》)，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窗外的阳光》、《水仙》)，甚至还要从一种身份到另一种身份的转换(《远离家乡》)，然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体验，是诗人的语言变化。可以说，潘永翔的作品就是他的人生历程和语言历程。在他的作品中，有生活，也有亲情。他的作品并不追求过于思的意义，他有诗人的情感，他的作品又多是情感的，语言多有形象性，读者只要有相应的生活感受，就能理解诗的内涵。从欣赏者的角度来看，潘永翔更像是一位平民诗人，他来自民间，也知晓于民间。而这也正是隋琳所注意到的潘永翔色彩。

　　三、以个人经验为本的性别意识

　　作为女性评论家，隋琳对男性作家的评论有自己的特色，对于女性作家，隋琳的评论同样有她独到的眼光。大庆的散文家张爱华女士于北京大学作家班，无论从学识还是从经历来说，都是一位对文学创作很有准备的人，加之她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她具有很好的写作机缘。而隋琳又是一位感性的评论者，在她的评论文章中，绝少晦涩的词语和抽象的理性，多是对人、对文的范围化、抒情化的评论。这两种文章写法有别，但思考的特点又相近，在隋琳评论张爱华的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两种相近文体间的交流，那是一种女人理解女人的声音。事实上，在隋琳的文学批评中，评述张爱华的散文是最能体现她不仅作为批评家，同时作为女人在认知文学时的感性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