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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之所以选择女性作为拯救的“救世途径”,与他对宗教的理解、对女性的尊重以及时代的启蒙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首先是对各种宗教的融容与贯通。许地山一生从未脱离过宗教,“作为宗教研究家,许地山既有真正的宗教热情,也能超越某一教派的局限。……他更具备宗教徒的气质和修养。”在《宗教底妇女观》一文中,许地山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看轻女性的,但这是因为“宗教没了解女子,乃是在立教时没了解女子所致。我们知道社会也是男子底社会,看轻女子底现象是普遍的,不单是宗教底错处。假使现在有产生新宗教底须要与可能,我敢断定地说它对于女子态度一定不像方才所说底,最少也要当她做与男子一样底人格,与男子平等和同工底人。在事实上许多宗教已经把它们轻看女子改过来了。”这一段话表明了许地山对宗教的认可,“《商人妇》里的惜官和《缀网劳蛛》里的尚洁都不是普通的教徒,她们都不是‘吃’教的,她们都不过在教义里拈取一片来帮助她们造成自己的人生罢了”。他的创作只是“从教义里拈取一片”,放进一个他自认为合理的人生观,希望在宗教的意义上对男女平等问题还女性一个公道,给予平等的地位。其次是他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使他对女性有着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妈祖的影响。许地山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具有浓郁妈祖文化背景的闽粤地区,妈祖文化是一种女性崇拜文化,是一种具有神化母性美德的民间宗教,贯穿着博爱慈善的主题。许地山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女性观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是与妻子的情深意笃,使他笔下的“妻子”形象完全超越了以往中夫唱妇随的传统。
《空山灵雨》被沈从文称为“妻子文学”。在他的笔下,“妻子”的见解总是比丈夫高出一筹,作者往往借“妻子”之口,阐释人生哲理,表现出超越男性的对自然与人生真义的感悟力。许地山在《别话》中曾由衷地感叹:“人要懂得怎样爱女人,才能懂得怎样爱智慧,不会爱或拒绝爱女人的,纵然他没有烦恼,他也是万灵中最愚蠢的人”。再次是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伴随着“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女性问题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妇女解放与婚姻自由是作为反封建的任务被提出的。社会上对于男女平等的倡导及对女性的关注使处于时代浪潮中的许地山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许地山燕京大学神学院前,“即协助周作人教授作助教”,而“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批代表人物中,最致力于引导社会来理解妇女的性奴役之苦,最致力于引进性解放的呼声的,就是周作人”,应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地山是与倡导女性解放、关注女性发展的最早觉悟的男性启蒙者一起第一次以启蒙者或者说引路者的身份来塑造女性,为女性代言,并力图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
二、人文视野下世俗化的女性形象
在许地山前期创作中,倡导以“爱的宗教”来战胜面临的种种苦难,希望以人人的自我超越来达到普渡众生的社会理想。他赋予自己笔下的女性以一种理想人格,即“爱”的奉献、宽容、忍耐、牺牲、无我等多种内涵,使之达到宗教所推崇的人格修养的高境界,从而使女性形象呈现出神圣化或图解宗教理想的趋向。尽管如此,作为一位具有人文主义思想与精神气质的五四时期的启蒙作家,关注民生,关注“人的问题”是这一时期有社会良心与责任感的作家创作的应有之义,许地山在创作中不可能完全超越现实的根基,也不可能一味地沉浸在宗教氛围中,他中后期创作中现实主义的风格越来越明显,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世俗化的倾向,表现为对真诚执着的世俗情爱的大胆赞颂,表现为对下层劳动妇女的平俗与苦难生活的同情与理解。
正如许地山在《宗教底妇女观》中所说,大多数的宗教是看轻女性的,认为女性是“妨碍男子宗教生活的根源”,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把女性和情色视为洪水猛兽,须严加防范。而许地山却宣称:“我自信我是有情人,虽不能知道爱情底神秘,却愿多多地描写爱情生活。我立愿尽此生,能写一篇便写一篇;能写十篇,便写十篇,能写百、千、亿、万篇,便写百、千、亿、万篇。”他笔下的女性或为情死,或为情生,或为情苦,这俗世的情爱早已超越了神圣的宗教教义,使得他笔下信奉“爱的宗教”的女性形象有了人问烟火气,许地山的人文主义女性观也在这多层次的情与爱的描写中得以具体展现。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在其创作中是贯穿始终的,从《命命鸟》中的敏明与加陵为了抗拒家长和世俗势力的阻挠双双为爱殉情,到富有传奇色彩的《换巢莺凤》中地位悬殊的一对年轻人和莺和祖凤的相恋以及私奔;从《黄昏后》中关怀对于亡妻的情爱真挚深厚,到《春桃》中所构建的“一妻二夫”的情感世界。这一系列的形象塑造,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人文主义精神,这里有对父母之命的不遵,对封建门第观念的挑战,对传统道德的质疑。作品存有的否定精神,是对封建体制泯灭人情人爱的否定,而对生命运的关切,贯穿于作品始终,带有鲜明而强烈的道德拯救和终极关怀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