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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昌龄注《太上感应篇》之臣民政治伦理思

2014-07-20 01:14

    摘要：本文通过对李昌龄注《太上感应篇》文本的研读，发现对以忠君为核心的臣民的论述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忠君政治伦理的重要性、臣民恪守与背叛忠君政治伦理的不同结果、“积善成仙，积恶致祸”的政治伦理控制手段三方面对李注所包含的臣民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初步梳理，从中可以看出李注《感应篇》在维护君主专制的极权形态中具有较大的利用价值，因而受到南宋理宗君臣的普遍重视。

　　论文关键词：李昌龄  《太上感应篇》  臣民政治伦理

　　臣民政治伦理是臣民在政治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原则与规范，它从伦理道德层面对社会政治秩序起着维系和调节作用。产生于宋代的《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上出现的第一部劝善书，因其流播广泛、影响深远而被誉为“善书之祖”。《感应篇》包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其范围涉及家庭、社会、、政治等方面。《感应篇》中“忠孝友悌”；“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男不忠良”等条目，就具有明显的臣民政治伦理意蕴。

　　《感应篇》原文基本上是简短的条目形式，宋李昌龄注《感应篇》(以下简称李注)则对《感应篇》原文中有关臣民政治伦理的条目进行了详细阐发。相较于《感应篇》原文，李注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援引儒释道典籍，对《感应篇》原文中臣民政治伦理之条目加以论证，试图为臣民政治伦理寻求更广泛的理论支持。二是通过例举大量北宋臣民的鲜活事例，意在增强恪守臣民政治伦理的现实说服力。正如南宋大儒真德秀《太上感应篇跋》云：“李公(李昌龄)注感应篇以谕人”。目前学界对宋本《感应篇》之研究，重点集中在所谓“千二百”原文上，而对李昌龄之注研究甚少。尽管学界对李昌龄其人身份及年代尚无定论，但并不影响对注文本身的研究。本文拟就李注中所包含的臣民政治伦理思想做初步探索，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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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模式的根本特点，由此而形成的王权至上的观念在政治意识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极权体制下，君王的权力意志凌驾于人间的一切规则之上。在政治伦理领域内，臣民若想见容于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忠诚和顺从于君王的权威，否则就意味着对极权体制的背叛。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下的臣民政治伦理，特别强调“尽忠事君”，并将忠君原则作为臣民政治伦理的核心要求。

　　李昌龄注《太上感应篇》，其对臣民政治伦理的规定十分明确地突出了“忠君”观念。通过对“忠君”观念的强调，显示出其对君王极权体制的认同和维护，因而得到了南宋理宗皇帝的重视和大力推广。理宗御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于《太上感应篇》，“诞布四方，俾迩民皆迁善之，归自乐从于教化”。绍定六年八月(1233)右街鉴义、主管教门公事、太一宫焚修胡莹微《进太上感应篇表》记载了理宗皇帝推广《太上感应篇》的情况：

　　臣窃观《宝藏》(注：即《琼章宝藏》，乃抄录《政和万寿道藏》而成。《琼章宝藏》乃南宋孝宗淳熙四年御书以赐。此据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上册第147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之诸经中有瑶编之大训，本慈悲而救物，爰谆复以诲人。谓善恶感召之由，端类枢机之发；而祸福应验之理，捷于影响之随。千二百恳恳之辞，亿万载昭昭之诫，然必赖明良之敷阐，乃能率众庶以皈依。恭惟皇帝陛下垂拱视朝，缉熙典学。讲贯虽专于六籍，搜罗旁及于群书。道访窈冥，继圣祖下风之请；化流清静，迈汉皇当日之规。怡神政事之余，玩意天人之际，将推行而传远，故裒集以加详。义画丁宁，冠骊珠之八字；甘鉴叙赞，擅鸿笔于一家。焕乎函籍之光荣矣!

　　朱越利先生在《(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一文中指出：绍定六年(1233)太一宫道士胡莹微刊印之《太上感应篇》，已包含李昌龄之注。而两年后理宗朝巨儒真德秀于端平二年(1235)所作《太上感应篇》之跋文亦有“李公(注：李昌龄)注感应篇以谕人”之说，可见李注在当时已有广泛影响。

　　“古今风俗，悉从上之所好”，由于理宗大力推广李注《感应篇》，权臣巨儒亦纷纷作序跋。“其以次序述之者郑安晚丞相、真西山先生，余皆其时宗工钜儒。”真德秀之跋文云：“世谓感应之云独出于老佛氏，非也!《书》有作善降祥之训，《易》有积善余庆之言，大抵皆此理也。”“盖天命之性，赋之于人，本皆至善……予惧世人不求诸内而求诸外，顾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于侥求觊幸之私而返流于不善也，故书之篇末以告观者，庶不失感应之本指云。”真德秀之跋以之言解《感应篇》，这也说明在维护统治阶级政治利益方面，儒道两家颇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