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神乌赋》的伦理思想倾向学毕业论文(3)

　　“仁者所以爱人类。”(《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爱人类意识是仁学的基础，也是儒家调节人际关系的基点。固然，在阶级对立、等级森严的奴隶制、封建制时代，提倡“爱人类”无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这一口号的提出，毕竟突破、超出了宗族血缘关系的界限、范围，具有人道主义色彩，其进步意义是不可抹煞的。

　　广义的“仁”首先是全德之称，是各种的总纲。认为，恭、宽、信、敏、惠、忠、刚、毅诸德均包含于“仁”，“仁”涵盖、包括了诸德。《神乌赋》中的主人公雌乌是集“孝”、“义”、“善”、“勤”、“勇”于一身，而达于“仁”的楷模，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中“仁”的最高境界。雌乌生性“行义淑茂”；知孝养：“反哺于亲”；很勤奋：“雄行求材”，“于彼萎莱，趾所胱腊，毛羽堕落”；很勇敢：“张目扬眉，奋翼伸颈”，当盗乌行凶时，雌乌毫不畏惧，挺身而出，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家庭的利益以及正义者的尊严，是一个仁者的典范。所谓“义”，在中国古代有多种含义。总的来讲即是遇事按照等级制的精神原则，作出正确决断，采取适宜、恰当的行为。儒家认为，治国只有以“义”为本，人民才能自觉安于自己的等级地位，在等级地位许可的范围内谋利、得利，这样才能保证秩序的安宁、和谐。而《神乌赋》中的“义”，主要表现为雌乌对盗乌为恶行为的正确决断和裁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取义，而盗乌则背义而求利，见利忘义，为谋求私利不择手段，置道义以及他人利益于不顾。故事最后，雌乌断然拒绝丈夫殉死的要求。劝其赶快逃走，再娶贤妻，照顾幼子。自己却投地而死，雌乌的形象在临死前得到了升华——她对丈夫、幼子的博大深厚的爱恋，以及在关键时刻坚决果断、舍已救人的高尚情怀，在此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荀子说：“保利弃义谓之贼”(《苟子·修身》)，是可耻的。

　　盗乌不仅为利侵损他人利益而致雌乌于死地乃是取乱之道，危害社会的行为。《神乌赋》中以柔弱雌乌舍生取义与大丈夫盗乌见利忘义作对比，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不言而喻。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认为或从义或从利乃是君子、小人的分界。

　　综上所述，赋中的盗乌代表了贪财自私、狡诈无耻、恃强凌弱、卑劣凶残的地痞恶霸，是西汉末年社会动荡，民俗恶化、社会环境混乱，善恶不分的衰颓之世所产生的邪恶势力的典型。而雌乌的勤劳持家、心地善良、勇敢刚毅、胸怀博大等种种美德又恰恰是东海之地圣人教化的缩影，是汉代下层人民高尚品德的代表，也是作者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儒家的道德思想的体现。作者用这样一个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险恶，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忧愤之情，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儒家经典话语的运用，表达了重塑仁义道德的渴望和对伦理道德的呼唤。

　　三、《神乌赋》创作倾向的背景

　　《神乌赋》大约创作于西汉中后期，公元前206年，在陈胜、吴广的农民大起义中秦王朝覆没了，新建的西汉王朝使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巩固和发展时期。汉朝封建统治者在陆贾的启发下，了“秦二世而亡”教训，按陆贾提出的“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顺守”策略，重新认识、调整德与法的关系，肯定道德教化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和决定性作用。再加上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富足，国力强盛，具备了从根本上解除匈奴北患的物质条件，对匈奴的外交策略由消极防御变为主动进攻的战略转移。文景以来，“急政暴虐，赋敛不时”，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在黄河、长江流域时有发生。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农民起义，巩固封建统治，同样是汉武帝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要求提供如何能使汉王朝“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的大道之要(《汉书·董仲舒传》)，于是，董仲舒等人应诏对策，向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得到了武帝的支持。从此以后，儒学就被尊奉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正统而定于一尊，在当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儒学之所以最终被汉朝封建统治者确立为正统，是历史的选择。恩格斯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伦理思想是道德生活的理论概括，历史上的伦理思想也都是阶级的伦理思想，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工具。除了历史原因外，更直接的根据在于儒学本身所特有的一套伦理思想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或者说，符合封建地主阶级为使自己的统治得以长治久又安的需要。这是《神乌赋》产生的大背景。

　　《神乌赋》出土的墓主人所生活的东海郡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据《汉书·志》记载，东海郡旧属东鲁之地。西周伊始，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日：‘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其后民俗益薄，到了汉代，“周公遗化销微，孔子庠序衰坏。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东海郡已经形成具有双重性格的文化传统。此后东鲁民风更兼趋向强悍。汉宣帝时尹翁归任东海太守，逐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吏民皆服，恐惧改过自新”。在其社会政策中，特加入对贞女节妇的恩典，妇女地位备受重视，正如《易传》所说：“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尹翁归治东海虽有成效，元康元年却改任它职。唯成帝时颇有政声的冯立调任东海太守，其时或在尹湾汉簇墓主师饶任功曹史期间。又据“滕文”叙及的第14号牍，东海太守胡级曾派遣功曹史陪同谒者等谒见当时任卒史的师饶。西汉自元帝以来，政令宽弛。崔窟《政论》云：“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权威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降及成帝，宽弛之外，更兼以荒淫。而其时擅政的王莽，不仅迂阔而不切于事情，且“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游佚相高”。故自阳朔三年以来，民间屡有暴动。特别是苏令事件波及到东海，对东海的社会治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此时，正值西汉末年政治十分黑暗，下层知识分子无法直白地宣泄他们的愤怒和不满，便自然借用了寓言故事赋这样一种活跃在民间的艺术形式来婉曲而生动地反映复杂凶险的生存现实，又能巧妙隐蔽地掩饰其尖锐的批判锋芒，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就《神乌赋》的内容看，它很可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