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自性”问题学毕业论文(3)
2014-07-30 01:01
导读：文学理论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精神入侵有着某种必然性。因为在任何以功利性为核心的观念体系都必然具有更强的辐射力，而那些“漂浮在空中”的观念体
文学理论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精神入侵有着某种必然性。因为在任何以功利性为核心的观念体系都必然具有更强的辐射力，而那些“漂浮在空中”的观念体系则更多地受到前者的制约。但是像文学理论这样对社会并无直接影响力的话语形式也常常顽强地拒斥着功利性价值观念的入侵，而固守自身的独特性。这主要是由于它作为一种阐释性话语还要受到来自自己的阐释对象的牵引。
3、文学现象对文学理论的牵引
如前所述，在现代学术语境中文学理论被理解为对文学活动普遍的理论阐释。这种理解无疑预设了这样一个结论性观点：文学活动存在着某些普遍规律，而且这些规律可以为人们所把握。面对这个文学理论的观点人们完全有理由产生这样的印象：既然文学活动存在着可以为人们所把握的普遍规律，而文学理论就是对这些规律的阐释，那么，文学理论与自然科学也就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二者都可以精确地把握对象。这正是现代理性精神的伟大承诺。事实上，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们也的确在孜孜不倦地寻觅着文学活动的普遍规律，试图对所有的或者至少是某些文学问题有一个“一揽子”的解决。这种“求真”精神始终是人们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文学活动现象对文学理论的牵引。
文学活动现象作为一种外在于研究主体而存在的精神文化事实，它的存在本身就要求着阐释。文学理论的产生也可以说就是对这一要求的回应。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构成了一种独特关系。这不是载体与被承载者间的关系，而是阐释与被阐释者间的关系。就是说，至少在形式上看前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即一种价值关系；后者则是知与被知的关系，即认识关系。价值关系要求着言说者对某种价值观念的认同；认识关系则要求着言说者对某种本真性的揭示。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恰恰就构成了文学理论两大基本类型。对于前者可称为意识形态性的文学理论，对于后者可以称之为认知性的文学理论。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所谓认知性在这里是泛指试图对文学现象做客观理解的倾向。这种倾向以求真为目的。以认知性为依托的文学理论观念产生甚早。被朱自清先生称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的“诗言志”之说，就其本义而言正是出于一种认知的目的。按照闻一多先生的考释，“志”在此处有三层涵义：一是“记忆”，二是“记录”，三是“怀抱”。这就是说，“诗言志”之说不是对诗歌提出的规范或要求，而是对其作用与功能的客观理解。至于荀子以及后世儒者将“志”解释为圣人的意愿或儒家精神（所谓“诗言是，其志也”）则已转为意识形态而非客观认知了。汉儒所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之说，也还是属于科学精神之表现。后世诗文理论中关于创作特征、形式构成以及手法技巧方面的论述基本上是以这种认知性倾向为依托的。
西方人对文学现象的客观理解也产生甚早。例如古希腊著名的“模仿说”就是如此。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基本上是对古希腊悲剧各种客观特征与规律的，可以说是认知性倾向在文学理论上最早的成功体现。从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以来，努力对文学现象作出尽量客观的解释基本上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的主流。当然，如前所述，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精神也常常表现出其重要影响。
这种认知性的文学理论研究有时会导致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认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态度，并认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应该说用自然科学的态度来研究文学活动现象是文学理论中存在的一个最大的误区。问题不在于事际上是否真的存在着文学活动的普遍规律，而在于研究者在根本上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面对研究对象。这个误区的要害在于：它将研究引向了实证论的老路。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实证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却处处碰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晰的，因此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到真正客观的验证；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作为主体的研究者常常就是被研究者的一部分，或者是受着被研究者制约、熏陶甚至决定性控制，主客体之间是彼此渗透，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分野。在这里意识与自我意识是融为一体的，所以，研究结果实际上根本无法得到真正的客观验证。所谓“价值中立原则”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是无效的，因为文学理论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念系统。所以，在在这个领域要想进行纯客观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