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两种危险学毕业论文(6)
2014-08-04 01:55
导读：日本文学也有大量关于月亮的描写，但日本人好象很少把月亮看作超越和永恒的象征，相反，他们往往倾向于把月亮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亲密的伴侣。有“
日本文学也有大量关于月亮的描写，但日本人好象很少把月亮看作超越和永恒的象征，相反，他们往往倾向于把月亮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亲密的伴侣。有“月亮诗人”之美称的明惠上人（1173－－1232）写了许多有关月亮的诗，特别是那首带有一个长序的和歌《冬月相伴随》最能说明这一点。他先写道：“山头月落我随前，夜夜愿陪尔共眠。”显得十分亲昵。接着，他又写道：“心境无翳光灿灿，明月疑我是蟾光。”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引录了这首诗，并分析说：“与其说他是所谓‘与月为伴’，莫如说他是‘与月相亲’，亲密到把看月的我变为月，被我看的月变为我，而投入大自然之中，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明惠的诗和川端康成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与李白的诗完全不同的观赏月亮的视角和意境。
西方诗歌关于月亮的描写往往赋有更多人间气息。如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一首《月之愁》：“今晚，月亮做梦有更多的懒意，／象美女躺在许多垫子的上面，／一只手漫不经心地、轻柔地抚弄乳房的轮廓，／在入睡之前……有时，她闲适无力，就向着地球，／让一串串眼泪悄悄地流呀流，／一位虔诚的诗人，／睡眠的仇敌，把这苍白的泪水捧在手掌上，／好象乳白石的碎片虹光闪亮，／放进他那太阳看不见的心里。”（《恶之花.忧郁和理想》）这样来描写月亮，在东方人看来，多少有一点儿亵渎。波特莱尔的月亮不象李白的月亮那样富于玄学意味，也不象明惠禅师的月亮那样，人与自然浑然合为一体。在波特莱尔笔下，月亮是一个独立的客体，它将苍白的泪水一串串流向大地，流到诗人的心里；在月下想象和沉思的诗人是一个独立的主体
总之，三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诗人用不同的方式，欣赏和描写月亮，却同样给予我们美好的享受。如果我们只能用一种方式欣赏月亮，无论排除哪一种方式，都不能使我们对欣赏月亮的艺术情趣得到圆满的拥有，而这种在多文化语境中进行艺术欣赏的现象一定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越来越普遍，未来的文学理论必将突破封闭的、局限于一种文化或相类文化的现象，而以对多种文化中文学的认识和欣赏为基础。
两种文学的相遇，不仅是认识和欣赏，还包括相互间以新的方式重新阐释。即以原来存在于一种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去解读（或误读）另一种文化的文本，因而获得对该文本全新的诠释和理解，如朱光潜、宗白华等人以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整理；刘若愚、陈世骧等人试图用中国文论对某些西方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正如树木的接枝，成长出来的是既非前者，亦非后者，而是有着新差异的新品种，也就是原有文化的新发展。这种“双向阐释”往往并非可见的“比较”，而更多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参照。事实上，不同文化体系文学的相遇就是两者同时进入了同一个文化场（Cultural Field），在这个新的状态中，两者都与原来不同而产生了新的性质，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必然发生一种潜在的关系，正如中国古代哲人所说，我们谈到“龟无毛”、“兔无角”，并不是说“有毛”、“有角”的东西一定在场，但作出的结论却是和潜在的“有毛”、“有角”的东西对比的结果。这种对比使龟和兔的特点更突出了。如果没有这种对比，“无毛”、“无角”的特点就难于彰显。现实存在的与作为参照而潜在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新的结论，推动事物的发展。这种跨文化的相互阐释和参照必将为文学理论带来重大革新。
其实，人类在文学中，会遇到很多共同问题。例如语言和意义的关系就是任何文学研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人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如庄子提出“得意忘言”。这对中国文论后来的发展有极大的。中国诗论强调“言不尽意”，“诗贵含蓄”，强调应通过语言，从多方面接近意义，尽量扩大语言通向意义的各种途径，追求“言外之意”，以至丢开语言和形象，去直接去体验某种感觉。西方传统语言观则大部分认为语言是意义的载体，是静态地、透明地反映世界的镜子；直到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看法，语言学转向在文学研究方面引起了极大的变革。显然，只有对不同文化关于同一理论问题的不同解答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悠久的诗学传统无疑能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