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新变学毕业论
2014-08-04 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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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兴起。清政府建立外交机
【提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兴起。清政府建立外交机构；开办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兴办机器制造；设立译书局翻译西书；……当时的这些重大政策调整和举措，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很大变化；由卑洋、拒洋，转而学洋、通洋。其时创办的众多报刊又对文学作品（包括雅俗共赏的小说）产生广泛需求。于是，此前仍保留着古代传统面貌的小说批评发生新变化，开始引进、借鉴西方小说理论。
【摘要】After"SecondOpiumWar",theWesternizationmovementhasdeveloped.TheQinggovernmentbegantosetupdiplomaticserviceandforeignlanguageschool.Atthesametime,thegovernmentalsobegantosetupmachinemanufacture,andtranslateforeignbooksintoChinese.Thesechangeofgovernment’spolicymadepeoplechangetheirnotion.Theybegantostudyfromoverseas.Thenthenewspaperdemandmoreandmoreliteraryworks,includingnovel.Thenthenewspaperdemandmoreandmoreliteraryworks,includingnovel.Then,thetheoryofnovelarisesomenewchange.thewesterncountry’stheoryofnoveliscoming.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文学/小说理论批评
Westernizationmovement/modernliterature/theoryofnovel
著名学者李达早在70余年前就曾经指出，经过洋务运动，“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1]（第392页），此后还有学家肯定了洋务运动堪称近代中国文化启蒙运动。当今史学界更视洋务运动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阶梯之一。同样，近代的小说理论自鸦片战争后至洋务运动以前，与此前的小说理论批评相比变化并不大，而从洋务运动以后，则发生了明显的新变化。只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界通行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小说的理论和创作，大致以戊戌变法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2]（第498页）对此，笔者略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把近代前期的小说理论批评再细分为1840至1860年的第一阶段（或近代初期）和1861至1898年的第二阶段（或近代中期）更合于历史实际。”“近代初期的小说理论批评大体上还保留着古代传统小说理论批评的面貌，改变不大。近代中期则开始受到外来，逐渐更新。”[3]（第71页）显然，把近代前期小说理论批评细分为初期和中期的主要根据就是洋务运动前后小说理论批评所具有的不同特点。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关于近代初期小说理论批评保留古代传统小说理论批评的状况及其形成原因，此处略而不论。本文着重探讨洋务运动以后发生的新变化。
洋务运动的开端，当以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标志。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侵略者以武力威胁，强迫清政府先后订立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中首次有允许外国公使驻北京，用平等礼节等条款。这是清代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改变。盖因清政府为了保持“天朝”的尊严，历来拒绝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并坚持外国使节朝见清帝或政府大员时，须行跪拜礼仪。立约后这个禁例被打破，外交事务日渐繁多。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恭亲王奕ｘīｎ＠①、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上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分驻南京与天津，专管外交。这是清政府当局在西方列强的胁迫下所作的一个重大举措。
由于外交事务的日益增多，对于外交人才需求也日益增长。而当时中国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极为缺乏。于是与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奕ｘīｎ＠①等奏请开办同文馆，挑选八旗十三四岁以下的少年英、法等外国语言文字，学成后办理外交事务。稍后江苏巡抚李鸿章以上海口岸交涉事件甚多，势不能以八旗学生兼顾为由，请照北京同文馆例，在上海添设广方言馆，此后又援例在广州添设同文馆，培养承办洋务人才。
清政府的这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必然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及行为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第52页）中国古代也早有“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的说法（《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东汉何休解诂）。在洋务运动以前，人们都视洋人（当时称为“夷人”）为未开化的野蛮人。“在对外关系方面，十九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家和社会仍然认为自己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它和周围非中国人的关系是假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这一神话为前提的。”[5]（第33页）人们耻于和夷人打交道，更不愿意学习夷人的任何东西。在这方面，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年轻时的遭遇与心态颇具代表性。1848年，20岁的王韬还坚信“华尊夷卑”，他曾写信责备一位因家贫到上海洋人处工作的友人，谓夷人“自议款通商（按：指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订立《南京条约》后）以来，包藏祸心，……非伊朝夕，足下其巢幕之燕乎？”劝友人“弹长铗以归来，谢知音于海上，尚不失为佳土耳。”[6]（第4页）然而令王氏难堪的是，此后仅一年，他本人也因生计所迫，不得不到英国传教士麦都斯主持的上海墨海书馆工作。为此，他同样受到亲友如妻兄杨醒逋等人的非议，有的朋友甚至与他绝交。他本人也愧悔交加。直到1859年，王氏已居沪十年，接触洋人甚久，但仍在给友人的信中强调“然识者以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异势，刚柔异性，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6]（第26页）此后，王韬为了寻求个人出路，上书太平天国苏福省官员，事为清廷所知，遭到通辑追捕，不得不先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内躲避，而后在英人庇护下逃往香港，与英人合作翻译中国古代经籍。他的这种完全与洋人合作的经历当然有其特殊性，然而，也实可视为时势变迁的缩影。而他后来的一段议论则揭明了实行洋务运动的政策调整对当时社会的重大影响：“时在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咨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7]（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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