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综述学毕业论文(3)
2014-08-16 01:07
导读：西方现代学术发展日趋细密的学科分类对《吕氏春秋》研究的体系建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期，政治思想、教育思想、音乐思想和农业思想研究从传统的
西方现代学术发展日趋细密的学科分类对《吕氏春秋》研究的体系建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期，政治思想、教育思想、音乐思想和农业思想研究从传统的校释注解和简评综介性文字中分离出来，成为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四个重要的专门研究领域。开拓之初，这几个新领域的作品数量都很少，多是论文：政治思想方面是朱显庄的《〈吕氏春秋〉所表现之政治思想》、黄大受的《〈吕氏春秋〉政治思想论》（专著）；教育思想方面是阮康成的《〈吕氏春秋〉之教育思想》、雁云的《〈吕氏春秋〉之教育论》；音乐思想方面是谬钺的《〈吕氏春秋〉中的音乐理论》；农业思想方面是孙谦六的《〈吕氏春秋〉之农学》。
为适应研究发展的需要，吕书新式检索工具书的编制也有突破。1943年，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编制成《〈吕氏春秋〉通检》，采用法文和英文两种拼音检字法，并有“各版《吕氏春秋》卷叶推算法”，寻检原文，甚为方便。
宏观地看，这20年是最具开创性的研究阶段，是传统学术研究向现代学术研究转型的奠基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研究方法的革新和研究领域的开拓给《吕氏春秋》研究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和生机活力，成为以后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的基本走向。它们与传统文献学研究一起，延展构成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的总体框架。但尚处探索阶段的《吕氏春秋》现代研究还十分薄弱，无论在数量还是成就上都无法与传统研究相抗衡，前50年的《吕氏春秋》研究仍是旧学主流时代。
二、20世纪后50年(1950-2000)的《吕氏春秋》研究——新学主流时代
1.1950-1973年的《吕氏春秋》研究：承前继进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大陆主流文化，中国传统的文
化学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文化学术被视为落后腐朽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不同的政治时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否定。建国后的《吕氏春秋》研究虽仍沿承着前面已奠定的研究道路和框架体系继续前进，但受时代环境的影响，研究的内容和着力点已发生了明显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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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著的变化是传统文献学研究的锐减。仅产生校释注译方面的著述9部，而学者的工作占了很大部分，大陆地区仅出版杨树达遗著《〈吕氏春秋〉札记》、夏纬英《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吴则虞《〈吕氏春秋〉译注》4部专著。
关于吕不韦和《吕氏春秋》考评及相关研究也仅有4篇文章。其中，刘坦《〈吕览〉“涒滩”与〈服赋〉“单阏”、〈淮南〉“丙子”之通考》、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施之勉《〈吕氏春秋〉二十余万言或三十余万言》探讨深入，较有价值。此期还出现了一些总体评价和介绍文章，如李诗《〈吕氏春秋〉是怎样一部书？》等，内容较为浅显。
相比较，新独立专门研究领域进一步发展。已独立的4个研究领域中，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数量为4篇，政治和音乐思想方面分别为1篇，但另有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和台湾学者贺凌虚《〈吕氏春秋〉的政治理论》2部专著。农业研究发展最快，成果最丰，有论文11篇，专著1部。近代
植物学家夏纬英的专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择录吕书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农业论文，博采众说，并参考国外农学理论进行校释，多有创见，帮助现代研究者克服古奥的文字障碍，使长期埋藏在吕书中的先秦农家著作获得了新的活力，为20世纪《吕氏春秋》农业思想研究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期万国鼎对吕书农业文献多有探索，发表《〈吕氏春秋〉中的农学》、《〈吕氏春秋〉的性质及其在农学史上的价值》等文，并与古月、李成斌等合写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农学史》（初稿）中“《吕氏春秋》中的耕作原理”部分，成为吕书农学研究的一个主力。吕书中保存的珍贵农业文献在中国乃至世界农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日、韩学者此期也著有一些探讨和论述。日本学者米田贤次郎发表《有关〈吕氏春秋〉农业技术的一个考察——特别是与〈汜胜之书〉的关系》一文，大岛利一撰写了《论见于〈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的农业技术》及再论、三论3篇文章，与韩国学者闵成基的文章《缦田法小考》、《〈吕氏春秋〉农法的新考察》进行了论辩。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他们更偏重对农业技术的考察，论证也更为深入细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