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分离：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的文化选择学毕(2)
2014-09-10 01:18
导读：另一方面，“五四”擔起了解放人性的全面使命，從性愛去打量人性，便深刻體會到性愛的缺失。“滅人欲”既然已進入正統體制，就要從承認“人欲”的
另一方面，“五四”擔起了解放人性的全面使命，從性愛去打量人性，便深刻體會到性愛的缺失。“滅人欲”既然已進入正統體制，就要從承認“人欲”的合法存在入手解構這一體制。這是性饑餓普遍進入現代性愛文學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說受弗氏影響還主要耽於感性，後者則表現了不失強烈的社會意識。創造社作家的性愛文學作品可以證實上述觀點，施蟄存、葉靈鳳等的作品以及沈從文、張愛玲的作品又何嘗不能體現這一點。郭沫若掩不住浪漫激情，在他的一些性愛作品中，主人公的強烈欲望無拘地表達出來，那主要是他高歌人性，蔑視禮教的表現。郁達夫作品中所展示的性饑餓則是身負道德重荷的弱國子民在異國他鄉種種壓抑下的綜合反應；施蟄存寫性饑餓如《春陽》等，也暗示了“積欲”的原因和尋求“解欲”的理由；沈從文所思所寫，是在人性視野下對湘西鄉下的美好懷念和對都市社會的認識批判，“對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張愛玲基於自身的體驗認識，對人性作廣義的揭示，這些都表明，雖有程度區別，但一無例外性愛本身含有社會性內容。
就表現性饑餓的意蘊指向來說，主要是放歌人性，表明性愛的合法存在，不可折殺，向封建禮教及其衍化的種種陳規陋習叫板。因此，性也容易偏至，，而且，有意與其情、愛相脫離，將之當作自然本性加以禮贊，可以與愛統一，也可能單向作孤軍深入，比如亂倫等。
性變態或性愛兩極分離則進一步透視人性，揭示人性的個性。
弗洛伊德提出人的幼兒時期即存在性欲，其前提就是將性與生殖功能分離開，指出了性目的多元化，或在正常性目的外的性目的變異，出現性倒錯之種種現象。如受虐傾向、物戀、同性戀、手淫、窺淫癖等。在現代性愛文學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到這種描寫，郁達夫簡直可稱爲這方面的專家。在他的作品中，上述現象應有盡有，《茫茫夜》的主人公于質夫是個性自虐者，他用謊言騙得了女人用舊了的繡花針和手帕，急奔回家，忙著在鏡前用針紮自己的面頰，“對著鏡子裏自己面頰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腥紅的血迹，聞聞那舊手帕和針字的香味，想想那手帕主人公的態度，他覺得一種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透了。”于質夫把女人所用之物視作性愛物件(“物戀”症狀)，在這種荒唐之中抗衡由張力導致的緊迫感和黑夜般在他周圍逼攏過來的空虛孤獨感。在變態的自虐中尋求新的痛感，麻醉主體，泯滅自我，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解析的將痛感轉化爲一種不同質的快感，用來提供潛在或現實的滿足，從而獲得暫時的精神超脫。應了美國心理學家卡倫·霍妮“以苦爲樂”是“作爲他保護自己以避免在眼前的危險的惟一方式”[2]的斷言。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在《沈淪》中則既有嫖妓，又有窺淫、手淫等變態行爲，儘管如此，主人公的性張力還是只能艱苦地釋放，因爲每一個性變態暫時疏緩了主人公的焦慮，但同時又不斷在自責中産生了新的焦慮，主人公陷入了性行爲和性心理對逆的惡性循環。
由例舉的郁達夫作品的典範表現來看，無論哪一種性病態，都帶有明顯的性愛分離性，從積欲到解欲並不是建立在性愛統一上的，也不完全需要具體性物件的契合，而往往是借助於性行爲本身暫時減緩焦慮感，因而往往是性愛心理與行爲的兩極悖逆走向——有性則愛，有愛則無性。然而，這種性愛是並不能帶給人真正滿足的，如音樂大師貝多芬所說：“沒有和靈感結合在一起的肉體享受是獸性的。事過之後，一個人體驗的不是許多高貴的情感，而是悔感”。[3]這也是事實，甚至是性偏至的魅力所在。由此也可以認識到性偏至的實質，是應“五四”新文學尊重人性，解放人性需要的放恣。在處理性愛本身的關係問題上，由人性出發；在對待性愛與社會的關係上，也是由人性出發，實現性的自足即可。
首先，在性與愛的關係上，儘管二者結合和諧統一，是人類性愛的終極理想，但現代性愛文學仍執著于人性的自由表達與呈示，不拘於二者的理想化形態。這一點在上面的論述中已經很清楚地顯示出來。不用說，郭沫若、郁達夫爲代表的浪漫激情主義要率性而發，從人性角度無拘地展示性，即便魯迅這樣的人生派大師，多聽“將令”捉筆，也不免要在表達性愛時，走向性的偏至。他的《補天》和《明天》，前者他自己已明確地說明是依了弗洛伊德理論創作的性的偏至；後者施蟄存運用精神分析也作了如是的準確的闡釋，大抵可證明上述觀點；而他的《肥皂》、《高老夫子》以及《阿Q正傳》中阿Q的性愛也並沒有統一，是一種偏至，揭示的是病態的性愛。《肥皂》中的四銘，在街上見到一位十八九歲的女乞丐，雖沒有馬上産生肉欲的邪念，但旁人的一句“不要看這貨色髒，你只要買兩塊肥皂來，喀支喀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不但刺激起了他的欲念，而且這位衛道士還馬上神遊於“情幻想”與“性幻想”的世界。更有甚者，爲了遮羞，他還把自己所要面對的事實僞裝成別人的罪過，讓別人去做“替罪羔羊”，自己以此得到一些安慰。他大罵“學生”、“剪發女子”與“新文化”如何的不道德，潛意識中把自己真正的“不道德”掩蓋起來。他還提出要以《孝女引》爲題賦詩表彰女乞丐，將女乞丐說成“孝女”，以將自己潛意識裏的欲念拔到正統地位。這一切還似乎出於真誠，其實正是性欲潛意識在支配他作秀。這是一種典型的道學家的病態性愛心理。高老夫子以“正人君子”自居，卻完全受著性欲支配，到賢良女校作教師，目的是想“看看女學生”，認真備課，也只是爲了讓學生看得起，內心深處一肚子壞水，卻偏又披著道家外衣正襟危坐，虛僞、萎縮和卑鄙無恥之至。阿Q也算得上是個下等人，對尼姑、吳媽單相思，八字還沒有一撇，卻居然無限膨脹起性欲望，做起“妻妾成群”的夢，“要什麽就是什麽，我喜歡誰就是誰”。他對末莊的女人悉數進行檢閱：“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腳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