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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特质学毕业论文(4)

2014-10-24 01:04


　　真正的不同還在於，「戰國策派」有較統一的方法論，這就是他們從德國文化中學來的「文化形態史觀」。他們由「文化形態史觀」，得出「戰國時代重演」的結論，所以要求恢復國民在戰國時代的血性和氣質，要去歷史中尋找當日的「貴士傳統」怎樣走到今天民生雕敝政治腐敗外敵入侵的境地的因由。相比之下，「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由千差萬別甚至許多是相互矛盾的思想學說構成的，在政治、倫理、哲學和文學等方面呈現了一種「無序」而矛盾的特徵55。「戰國策派」成員之間的些微歧異與「新文化運動」內部的眾聲喧嘩比起來，簡直都算不了甚麼。幾十年後的「戰國策派」用更加清晰的語言表達了幾代人的夢想：國家民族的獨立富強和文化的再造繁榮。當然，時局的危急使得他們的呼聲顯得急迫地多。　　實際上，「戰國策派」始終都有「新文化運動」的某些影子，尤其是「新文化運動」後期的某些影子。以「戰國策派」臧否「新文化運動」最厲害的一點──「新文化運動」盲目宣揚和平主義貽誤了備戰──為例，「新文化運動」在較早些時候，尤其是在一戰剛結束時，輿論界確實是一片「去兵」之聲，陳獨秀甚至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中稱，美國總統威爾遜「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我們發行這每周評論的宗旨也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56。可是不久發生的山東問題就迫使陳獨秀改變了這一看法，他認為國民應該有兩種徹底的覺悟，一種就是「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他解釋說57：


我們不主張用強力壓人，卻不可不主張用強力抵抗被人所壓。我們不可不承認托爾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義，是辱沒人格民族自滅的謬說。我們不可不承認尼采（Nietzsche）斯特勒（Stinor）諸人的強力唯我主義，有不可磨滅的價值。一個人一民族若沒有自衛的強力，單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饒恕和幫助的恩惠才能生存，這是何等卑弱無恥不能自立的奴才。


　　後來的「戰國策派」的理論中類似的說法就更多了，這也說明時勢是怎樣迫使我們的知識份子越來越現實越來越功利的。
2.3　反思的反思


　　記得《獨立評論》上有討論黨化的文章，引用羅素《教育論》中的一段話：「近代日本，是以國家的強大為教育重要目的的一個好例。他的教育目的，唯在製造愛國的國民和灌輸有益於國家的智識。我不能過贊他們的成功。自從勃爾提督的艦隊叩日本國門以來，日本幾乎不能自存；除非我們說自存是有罪的，他們的成功足以表白他們的不錯。但是只有在絕望的情形下，可以用此種方法，沒有立刻的危險而用這樣的方法，是大錯的」。文章認為，危急存亡情形的國家希望借教育的力量，來喚起人心發生效用，那麼，「社會目的的宣傳，比個人目的重要」58。


　　40年代似乎就是這樣的危急存亡情形，「戰國策派」提倡的雖然不是黨化教育，但也類於「社會目的的宣傳，自然比個人目的重要」，但「戰國策派」是不是應該在提倡「大」、「英雄崇拜」等一系列理論時特別指出這種提倡只是權宜之計，同時也時時警惕將會由此帶來人們思想上的偏執和狹隘呢？羅素的話也許給我們觀照「戰國策派」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借鑒。


　　「戰國策派」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文化派別，它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近代以來不斷發展的民族主義思潮與中國現實碰撞的產物。它不僅自有淵源，而且與近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它一脈相承了近現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人文知識份子不變的濟世情懷。它的出現，它所受到的巨大非議，無不彰顯著它的存在和它存在過的那個特殊時代；它是由學者發起的，處處凸顯了作為學者在當時所想做到的，所能做到的。不管怎麼說，對於他們生活的時代、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他們是努力過了，雖然這種努力還是一種不大被認可的努力。


註釋


1魯迅：〈文化偏至論〉，見《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頁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