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湾文学的人文主义脉流学毕业论文(2)
2014-11-08 01:15
导读：梁实秋的“人性论”其实有两个要点。一是基本人性不变，“无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二是人性不同于兽性，“人有理性，人有较
梁实秋的“人性论”其实有两个要点。一是基本人性不变，“无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二是人性不同于兽性，“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⑩从这出发，梁实秋所提倡描写的人生和人性，乃是倾向于常态的而非畸形变态的。他从白壁德有关人生三境界的说法中得到启示，认为最普遍的人群乃介于禽兽和圣贤之间。因此“人性”是“二元”的，即包括着欲念和理智两端。人之所以为人，即在以理智控制欲念，以道德——内心的一种抉择节制的力量去制约兽性。“人在超越了境界的时候，运用理智与毅力控制他的本能与情感，这才显露人性的光辉。”⑥而在这标准下所创作的文学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学创作绝对不可把变态的人物作题材，重要的是作者能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自己不卷入这罪恶的旋涡。
与描写常态人生和普遍人性相适应，梁实秋倾心于古典、理智、节制的文风。他认为，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协调的组合和合理的，制裁的总枢纽便是理性。⑩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狂热，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深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文学固然可以发泄极丰烈极壮伟的情感，但在抒泄情感之际，自有一个相当的分寸，须不悖于常态的人生，须不反乎理性的节制。这样健康的文学，才能产生伦理的效果。⑥无疑梁实秋的这些理念同样给予《文学杂志》相当的影响。《文学杂志》对朴实文风的提倡，乃至夏志清对于以冷静态度去处理变态人物题材的张爱玲作品的推崇，显然都有其渊源。
梁实秋文学理念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其融汇中、西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受白壁德影响甚深。他承认白壁德“若干思想和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颇多暗合之处”，其强调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己复礼的教训，释氏内照反省的妙诱，影响所及，“使我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梁实秋在五四全盘反传统的文化主流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仍持审慎、保守的态度，希望在吸收西方某些先进思想的同时，注意挖掘和保持儒家文化的某些固有美质，如提倡个人克制和遵循道德准则，追求人性的均衡等。《文学杂志》的中、西并重的办刊方针，显然又和梁实秋如出一撤。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由此可知，梁实秋到台湾后，虽然因较少介入实际批评而似乎不再是文学思潮浪尖上的人物，但他那一以贯之的人文主义理念，在台湾文坛仍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并非仅代表个人，而是代表着中国现代新文学的一个脉络对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影响。至于为何是作为支脉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文主义”而非作为主流的左翼倾向的“人道主义”出现于50年代的台湾文坛，实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夏志清在《文学革命》等文中，颇为清晰和深刻地勾勒了五四到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谱系脉络，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文学脉承。
他认为主导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留学生大致以留日的或是留美、英的为分野，形成“激进派”和“自由派”的不同的两类。占据主流的是留日学生，他们格外顺心于俄国文学，对其表现的社会同情心及摆脱传统枷锁、改革社会现状的倾向产生强烈共鸣(周作人是一例外)。相对而言，留英、美的中国学生其兴趣多浸淫在浪漫文学和维多利亚文学的氛围中，虽然他们也关注到杜威、罗素等的实用思想，易卜生、萧白纳等的剧，白壁德、摩尔的人文主义思想，但其势不彰。由于这传统所代表的一切与当时中国急待解决的问题无直接的关系，其影响实在有限。在五四即开始分流的这些中国知识青英，在其后的发展中，留日派大多与共产党有较紧密的关系；而留英美派则与国民党有较密切联系，或标榜超越二者的自由主义道路。因而，到了1949年，前者较多地选择了共产党而留在大陆，而后者中则有不少追随国民党到了台湾。《新月》成员梁实秋本身即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而夏氏兄弟显然也是这一派的文学、文化观念的承续者。他们将其文学理念带到台湾，并以此掀起了当代台湾文学中第一波的人文主义潮流。在大陆，这种文学理念难敌左翼文学的强劲冲力，在台湾，它和国民党鼓动的政治性、宣传性的“战斗文艺”也多所抵晤。它最初作为后者的反拨而出现，并当后者自我衰败时，取而代之成为当时台湾文坛的重镇。在50年代的台湾文坛，它一方面以人文主义冲淡了文学的极端政治化倾向；另一方面则是使文学应以“人”为中心，描写人生、人性的观念得以深入人心。如果说前一作用是显见的，那后一作用则是深远的。特别是夏志清等通过对张爱玲等具体作家的评论表达其人文理念，对一些年轻作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连续的影响力。它并且作为当代台湾文学与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密切关联的例证之一，而具有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