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湾文学的人文主义脉流学毕业论文(4)
2014-11-08 01:15
导读：此外，温和现代派在理智和情感、传统和现代、和西方等关系上所采取的不偏执一端的“中庸”立场，也显示了与人文主义脉流的某种血缘关系。如余光中
此外，温和现代派在理智和情感、传统和现代、和西方等关系上所采取的不偏执一端的“中庸”立场，也显示了与人文主义脉流的某种血缘关系。如余光中承认：他从梁实秋那里得到了“上承传统旁汲西洋”的提示，这成为他日后遵循的综合路线。②夏志清则对余光中所采取的这种“中间路线的现代传统立场”加以赞许，指出若与同期诗坛中绝大多数晦涩兼且了无生气的作品相比，余光中的诗确是清楚易明又严肃得多，而且还充分表现出中国文学传统上那种喜好、朋友、家庭、乡国的特色。④在诗坛论争中，余光中“对中国诗、亦即对整个中国文化前途显出衷诚的关注”，一方面不断非议某些现代派诗人的无知、“主义狂”，情感方面的麻木，漠视人生各种价值等，另一方面，对那些固封自守、紧拒涉猎西方文化的“传统派”也不放过攻击和讽刺。⑥除了余光中外，白先勇也因着一方面保持着尊重传统的保守气质，另一方面敢于吸取西方文学技巧力创新境而得到夏志清的好评。⑥显然，50年代由夏氏兄弟和《文学杂志》所代表的人文主义脉流，在肋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似乎隐而不彰。其实，它乃融入温和的现代派这一脉络中，继续在文坛繁衍和延续着。
三、“三民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收编
70年代乡土文学主导文坛时期，人文主义脉流在文坛格局中的位置又有了新的变化。
从文学渊源上讲，台湾乡土文学既承续了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传统，也接续上了大陆五四以降新文学的传统。而这两个本来就密切关联的传统的共同点，即都以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为主流，关心着弱小者的命运，着重描写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悲惨生活及反抗。或者说，他们承续的是五四时期留日派知识分子所薪传下来的、视解决挣扎：于饥饿线上贫苦民众的生存重于解决知识阶层关注的人权、自由问题的传统。在此乡土文学的强大潮流下，着重于“人性”描写的人文主义脉流，隐而不彰。然而在“乡土文学论战”时期，它却以另一种方式在文坛上显露。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作为论战导火线之一的，是彭歌发表的《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一文。针对王拓提出的对上低收入的人赋予更多同情的说法，彭歌认为，一个人是好是坏，应该从“人”的价值来衡量、评鉴，以收入的高低而不以人的“善恶”为标准的说法，很容易陷入“阶级对立”的错误，使文学出现暖昧、苛刻、暴民、仇恨的面目。后来侯健更对此加以阐释和论定。他认为：“文艺的内涵，应当是超越时空的普遍不变的人性……文艺的首要关切是人性，是揭发人性的弱点，发扬人性的光辉，其黑暗面是全人类的黑暗面，而不是特定的个案……”②显然，这种论调正是梁实秋一贯坚持的抽象人性论的翻版。如果承认论战中反乡土文学的一方其实是国民党当局所主导的，那上述情况说明，台湾的人文主义文学脉流，这时已与官方文艺路线有着某种程度的结合，或者说前者的理论观念，已有部分为后者所收编或利用。
其实，这种“收编”至少在6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1965年所谓“国军第一届文艺大会”正式发动“新文艺运动”。会议的《宣言》抨击中国现代新文学从近代西方文艺思潮“引进了各种有害的病态思想，几乎将中国青年带进了一种充满偏激、狂乱、矛盾、苦闷、近乎世纪末的迷雾中，而失去了对国家、对个人前途的信心”⑩，字里行间影射着当时正值高峰的台湾现代派文学。为此，它提倡发扬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和精神”，遵循孙中山融汇中西文化之所长的原则，倡导以伦理、民主、为，讲求独立、平等、自由、博爱、和谐、并容的“正大光明的三民主义的新文艺”。《宣言》写道：“人是一切的根本。新文艺运动的目的，就在提高人性的尊严，在谋求人群的幸福……因此，新文艺也可以称之谓‘进步的人文主义’。”①此后，这一论调反复出现于官方有关文艺政策的文件中。如1967年11月通过的《当前文艺政策》除重弹旧调外，并将“确定文艺创作应以服务人生为主旨”、“建立清新、雄健、温厚、明朗的风格，表现光明，消除黑暗”、“使思想、信仰、力量融贯于作品之中……以照耀人性的光辉，启示生命的意义”等列入其“创作路线”中。⑥官方的这些倡导，由于纳入了文艺政策的范畴，被置于所谓“复兴革命武德精神”、“强固雪耻复仇精神”等要求之下，①失去了文学描写人和人生所固有的勃勃生气，因此并无法掀起真正的人文主义的创作潮流。更为要害的是国民党当局此举具有明显的目的。它从强调文艺的战斗性转向强调仁义平和，乃是因它觉得台湾的局势已渐能控制，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和．其统治的稳定，它希望更多的歌舞升平、宣传仁爱的文艺，反对描写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作品，因前者更符合统治集团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