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毕业论文(2)
2014-11-12 01:36
导读：不过包括沈雁冰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家，在更多的时候并非将这两种观念仅仅看作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更愿意将其夸大为两个流派的对垒，两种思潮
不过包括沈雁冰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家，在更多的时候并非将这两种观念仅仅看作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更愿意将其夸大为两个流派的对垒，两种思潮的抗衡。周作人甚至认为这是由来已久的两派争讼:“从来对于艺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作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生派。”他想综合上这纷争着的两派，提出“人生的艺术派”主张13 。傅斯年不仅认为“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他称之为“美术派”）进行过有声有色的争讼，而且判定“美术派的主张，早经失败了，现代文学上的正宗是为人生的缘故的文学”14 。文学研究会作家无论是否明确表示倾向于“为人生的艺术”观，都确信这两派文学观一直处于针锋相对的斗争状态。创造社的理论喉舌成仿吾则认为，这两种文学观念的对垒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即在一样肯定文学的人，都有人生的艺术L’art pour la vie与艺术的艺术L’art pour l’art之别”15 。
支撑他们这种想象性阐解的还有中国新文学家自己掌握的国外文学史现象。鲁迅用“为人生的艺术”概括尼古拉斯二世以来的俄罗斯文学，不过他没有机械地想象出、事实上可能就并不存在的另外一 派，即与之相对应的“为艺术的艺术”派。周作人在解说日本文学史时就比较注意寻求均衡的判断了:他阐述了由二叶亭从俄国文学绍介进来“人生的艺术派”，又介绍了“同二叶亭的人生的艺术派相对”的“砚友社的‘艺术的艺术派’”16 。其实，就在周作人的同一篇文章中，砚友社也是“对于的问题，渐渐觉得切紧”的产物，属于“渐同现实生活接近”的“写实派”17 ，将这一社团定性为“艺术的艺术派”，更多地带有想象的成分。在周作人及那时候的大多数新文学家看来，这一想象是需要的，有了它才能描述出文学史上“人生派”与“艺术派”相争持的局面，才能达到理论批评话语上的均衡。
中国大学排名 本来，“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在西方文论史上只是两个有内涵差异的命题，是可以对举的两个概念。中国各路背景的新文学家则将它们夸张地理解成，或者说是想象成尖锐对立的两大流派。外国文艺家对此自然也不乏这种夸张的想象，而中国的新文学家显然更愿意认同这样的想象，因为他们要借助这些命题和概念表述自己的文学倾向，并让自己的文学观念在西方文学流派意义上寻找到归宿性的支撑。
二 自明性再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毁败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理论基础和批评体系，于是很自然地选择西方现成的批评话语，特别是诸如“为人生的艺术”这样带有约定俗成性质的文学观念。兴许人生的文学观这种约定俗成的性质并不足以充分表达先驱者鲜明、强烈的文学价值观，新潮社、文学研究会作家便努力在与诸如“为艺术的艺术”等其他文学观念的显豁对比中凸现这种文学观念的先进性，而创造社、弥洒社等社团的作家又努力挣脱这种普遍共识以求得新异的标榜，便认同“为艺术的艺术”观以展示自己的异端色彩和先锋风貌。于是，“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观便以某种夸张的对立姿势在中国完成了话语的再植。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除了确认古代文学陈腐、铺张的“论”而外，将中国传统文学的要害概括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和“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循此同样可以概括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一是贵族文士的理论批评话语体系，在文学价值论上倡导“讽谕”、“谲谏”和“宗经”、“明道”;一是山林名士的理论批评话语体系，在文学价值论方面则提倡“吟咏性情”，“妙悟”、“见性”。在沈雁冰看来就是这样，只不过他将山林名士的文学观念更其现实地理解为“游戏”的文学观。他指出:“中国旧有的文学观念不外乎（一）文以载道。（二）游戏态度两种。”18 郑振铎也持这样的观察法:“中国虽然是自命为‘文物之邦’，但是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学观，却是谬误的，而且是极为矛盾的。约言之，可分为二大派，一派是主张‘文以载道’的;……一派则与之极端相反。他们以为文学只是供人娱乐的。”19 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以及传统文学观念的这种基本认知和基本分类法，决定了新文学家必须对传统文学理论批评话语进行坚决的颠覆，在此基础上顺理成章地引进西方“为人生的艺术”之类的理论批评话语，并将“为艺术的艺术”理解为它的直接的对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