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毕业论文(3)
2014-11-12 01:36
导读：在中国新文学家们看来，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由于不同程度地打上了传统文人的贵族文士或山林名士的主体烙印，很难适应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要求，也很难
在中国新文学家们看来，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由于不同程度地打上了传统文人的贵族文士或山林名士的主体烙印，很难适应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要求，也很难与世界通行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接轨，于是应予摈弃。连态度相对温和一些的胡适都这么看:“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做模范。”20 不仅是文学方法，为了更新中国的文学话语，五四新文学先驱者曾认真地考虑过废除中国文字的问题，因为中国文字“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即不能从中国文字和语言中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话语;于是，钱玄同认为，“欲使中国不亡”，“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德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21 。陈独秀也作如是观:“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毒腐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22 。新文学家既意识到反映“新事新理新物”的现代批评话语建构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又苦于古代文学批评乃至悠久的中国文字语言并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只好向外国文学批评语汇寻求借鉴。作为一个从含义到影响都具有相当的广泛性的批评观念，“为人生的艺术”及与之相连的批评话语便很容易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也很容易在想象性的重释中得到再植。
在外国文学批评的诸种概念中，“人生”这一关键词其内涵极富自明性，对于从中国传统中走出来 的文艺家来说，也具有相当的理论亲和力。它可能是最早面对外国文艺理论批评的中国文人最愿意接受的命题之一。近人王国维接受西方文论之后，便大力讲论有关“人生”话语，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章标题即为《人生及美术之概观》，谈论的正是人生与文艺的关系23 。1907年鲁迅作《摩罗诗力说》，也曾对于“文章之于人生”的问题热一时之衷24 。后来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便顺理成章地将“人生”引为某种标准，认为中国旧文学的共同缺陷，便是“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周作人提出的影响很大的“人的文学”口号，其基本标准也是这样。“人生”概念就这样轻易地寄植于中国文学的理论批评之域。到文学研究会明确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为人生的艺术”作为共识性批评话语的地位已经被牢固地确立了。这过程可谓相当漫长，但更可谓相当顺利。没有人对人生的内涵作过多的纠缠，即使有所交待，也是大而化之，如“人生呢，简括地说，就是现代的人的现代的生活”25 之类。新文学家们宁愿将“人生”当作一个自明性的命题。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人生”含义的自明性与“为人生的”观念的自明性紧密相连。相比之下，“为艺术的艺术”观念就复杂得多。它本来就不是一个自明性的命题。西方文艺家们提出这个命题时，一般都站在异端和反抗的立场上将此类表述得极富个性，特别是到了王尔德那里，几至于玄异怪癖，佶屈聱牙。郁达夫在《创造季刊》创刊时对王尔德观点的介绍，郭沫若在该刊《曼衍言》中诸如“毒草的彩色也有美的价值存在”之类的表述，都足以表明，对这种“为艺术的艺术”观需要进行艰难的，因为它们确实不具有理论上的自明性。
但是，新文学家即使如郁达夫、郭沫若以及被鲁迅各各称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一群”的创造社、沉钟社、弥洒社作家等，都不能算是西欧“恶魔派”或“唯美派”的传人，他们即使对“艺术”有过“绝端的强调”，也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某种姿态——与流行甚广且已普泛化了的“为人生的艺术”观拉开某种距离的姿态，并非真的去倡扬“为艺术的艺术”。于是，中国文坛最初出现“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相对应的理论现象时，两者所代表的文学现象之间实际上并无多大的差异。主张“为人生”的一方承认“不赞成托尔斯泰所主张的极端的‘人生的艺术’”26 ，被称为“为艺术”的一方则声明“艺术派的主张不必皆对”27 ，这就已经拉近了距离，而创造社的所谓“艺术派”作家如郁达夫等从来就不认为古来哪一种文学艺术可以离开人生，文学会的所谓“人生派”作家如周作人、冰心等也强调文学要“努力发挥个性，表现自己”28 ，确实正如郑振铎所说，在这个时候他们的主张“已是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了”29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所谓“为艺术的艺术”观作为批评理论其实并未真正确立自己的阵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