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话语“模糊好”质疑学毕业论文(4)
2014-11-13 01:03
导读：唯一的例外, 也许是“比物取象, 目击道存”（《诗法萃编》本许印芳《二十四诗品跋》）的《二十四诗品》。此著确实充满“含蓄”意义上的“模糊”。
唯一的例外, 也许是“比物取象, 目击道存”（《诗法萃编》本许印芳《二十四诗品跋》）的《二十四诗品》。此著确实充满“含蓄”意义上的“模糊”。但依我之学术立场视之, 其中虽不乏闪光的思想, 却很难说是真正的形态。其理论性质与含量, 远不如同是诗体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与其说它是一部“诗论”, 还不如说它是以鉴赏感悟为基础、描摹文学风格的一部诗集。人们很难以理论思维解读它。因此, 古人便“每苦其意旨浑涵, 卒难索解”、“迄今四十余年, 犹模糊未得其旨归”；慨叹“解也难, 说之也难……臆焉而已”；或推之于“久能自悟”、“可以意会, 难以言传”〔24〕。这就给和交流带来极大障碍, 也导至名目繁多的注释迭床架屋、积案盈箱, 从而造成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也违背了的效率原则。
总之, 从正反两方面考察, 文论话语都要求精确, 排斥“模糊”（不精确）。即使作为“含蓄”的“模糊”, 也只能是精确话语的补充, 而不应成为主导话语。
六、余论
张扬民族特色, 发扬民族传统, 应该有一种冷静、平和的心态和全面观照的视角, 切不可简单、轻率、感情用事。否则,文艺理论的“改弦更张”就可能走上邪路。
现代思维要求清明的理性, 虽然也需感性、悟性和灵性的平衡。从总体上看, 性、精确化的理性思维在中国并未得到充分, 对整体的把握也多笼统而粗率。中国式的的朴素整体思维, 未经近代分析思维的辩证扬弃, 就难以螺旋式上升为现代系统论和整体观。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混沌学、模糊学等新兴综合学科, 不在“整体”思维发达的中国产生, 而在“分析”思维发达的西方产生, 难道是偶然的例外吗？称其为“向东方靠拢”, 有什么根据呢？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诚如唐逸先生所说：“理性思维的不成熟, 严重阻碍社会的效率化、自觉化和科学化”〔25〕。在中国, 理论思维经常受到感悟思维的冲击和扭曲, 在语言表述上就往往呈现出“模糊性”。理论的过分主观化、情绪化和文艺化, 正是其声誉欠佳的重要原因之一。鉴赏与评论不分, 文学与理论混淆, 常见于文论研究。也许, 将锐敏的感悟, 清通简要和情采兼备的表达, 与西方式的逻辑清晰、条理与系统相结合, 才是中国文论重建与创新的最佳途径罢？
中国现当代文论, 虽然较多地吸纳了西方文艺思想和范畴, 但在运思和表述方式上还是根深蒂固传统式的。这就不能不给国际学术交流带来障碍。且不说西方学者, 就连东方的日本学者, 也每为中国文学研究“太文艺化”、“感情、感性上的因素过多”而苦恼, 甚至“觉得不是学术著作, 而是一种‘文学创作’”；并呼吁中日学者间建立“共同研究的‘基础’”, 其中包括“研究方式、题目、思路、语言等等”〔26〕。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应熟悉并遵守通行的游戏规则, 逻辑清晰是最起码的一条。理论话语“妙就妙在摸糊”论, 必然与这种潮流格格不入、背道而驰, 除非想自我封闭在国际学术交流之外, 所谓“各人说各人的”。但我相信, 绝大多数人都不愿走这条路。
注释：
〔1〕 金克木：《蜗角古今谈》，辽宁出版社, 1995年版, 第168页。
〔2〕 马清健：《系统和辩证法》，求实出版社, 1989年11月版, 第5页。
〔3〕 恩格斯：《辨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2年5月版, 第548页。
〔4〕 伍铁平：《模糊语言学》自序,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年11月版。
〔5〕 尼古拉·布宁、余纪元编箸：《西方英汉对照词典》, 人民出版社, 2001年2月版, 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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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三国志·刘劭传》引夏侯惠评语。
〔7〕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8, 《严先生衍传》。
〔8〕 同上书, 卷24, 臧玉林《经义杂识》序。
〔9〕 李约瑟：《
科学技术史》第一分册,第312、313页, 转引自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12月版, 第50、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