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与在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5)
2014-11-21 01:24
导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几个主题被明确出来，例如对国际上新闻流动的研究（对“商业概念的新闻”和“作为公益的信息”观点的批判）；跨国化的媒体所推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几个主题被明确出来，例如对国际上新闻流动的研究（对“商业概念的新闻”和“作为公益的信息”观点的批判）；跨国化的媒体所推行的文化被加赋以普遍意义，变成“跨国文化”；新的通讯技术（数据处理和远程通讯是如何改变跨国通讯的基本准则）和对大众化的另类通讯的展望。
朗卡格里奥罗提出了一系列的命题，概括了有关研究成果，并且同时试图建立一个既不是国家中心主义也不局限于“化理论”框架内的关于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他首先驳斥了“通讯学派”的偏狭观点。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是媒体而不是通讯，所以有必要区分三种商品：即新闻、媒体和公众，也必须认识到次级市场（广告和引起公众关注程度）比初级市场（讯息本身）要占优势。因此，拉丁美洲媒体对美国媒体的关注要超过美国媒体对拉丁美洲媒体的关注，并不是偶然的。这个问题，不应当和一些“通讯学派”理论家所重视的信息的自由均衡的流通问题相混淆。
这在逻辑上又引出了第二个命题，“信息的跨国化并不是源于所谓的媒体跨国化的一个机械结果，它是一个伴随着和政治跨国化的复杂的过程”（p.82 ）。似乎是自相矛盾而又致关重要的一点是：地方媒体本身相对来说抵制着跨国化的渗透。一般来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领域，主要是广告业的，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新的通讯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通讯形式产生，这些只能以跨国化的对立面，即民族主义／大众特色这一极来定义。以通讯自身来定义它们（如规模、技术、政治）是个极大的错误，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都很少能战胜大众媒体。它们的真实意义是：找到通讯的反霸权空间。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因此，“跨国化的过程远远不是一个局限于大财团扩张意义上的经济现象，而是定义在政治和文化层面之上－－就是说，在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变化的层面上 ”（p.86）。资本主义的跨国化阶段正在侵蚀着民族国家，它所造成的通讯跨国化，是诸如“全球超级市场”和“全球村”等现象产生的必要条件。在这个阶段，通讯手段渐渐地变成主导意识形态的工具，并且部分地代替了传统的社会化机构。朗卡格里奥罗重复了意识形态光谱上各个位置上的媒体理论家都同意的一个结论：“当前媒体无所不在的范围和强度给媒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的社会化功能”（p.87）。
我之所以大段援引朗卡格里奥罗的（和那些他所引述的）论点，是因为它们在我的中心论点中的两个要点上非常清楚，而和其他媒体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避完全不同：首先，朗卡格里奥罗避免了国家中心主义，这就使得建构一个更加可信的关于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成为可能，这个理论不是基于美国化－－这很容易被驳倒，而是基于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这方面的证据要有力得多。其次，他对“消费的跨国化”提出质疑，将它同国际产品的“同质化”相区分，这个作法富有成果。在这方面他的工作正是我所打算做的，即把消费主义和产品本身分离，再把消费主义和产品与它们所服务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利益联系起来。
南美当然深受北美的影响。有些人也许会认为我所描绘的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只是针对美洲大陆的。来自中东的研究（Stau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