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姜贵对申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扬弃与坚守学(3)
2015-01-01 01:40
导读：的伦理价值观。儒家文化乃是由宗法~农业社会孕育出的伦理型文化系统，家族伦理中的孝正是其最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下，忠其实
的伦理价值观。儒家文化乃是由宗法~农业社会孕育出的伦理型文化系统，家族伦理中的“孝”正是其最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下，“忠”其实是“孝”的伦理价值观的外延。封建集权的高压统治下，传统伦理观念日益僵硬化、教条化，忠只能是愚昧地顺从君主意志，而孝也逐渐演变为窒息个体个性发展的镣铐，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协传统的忠孝观念受到猛烈的抨击。但是，姜贵小说中维护的忠孝观念显然有所不同。
首先，姜贵把忠的观念改造成了一种可贵的爱国情感。《旋风》本是人性之恶集中展示的舞台，但作者仍然禁不住塑造了一个方八姑的形象:面对日本人的威胁，她宁死不屈;当周遭的人或为虎作怅、或忍气吞声与日本人打成一片时，她说:“我情愿牺牲我自己，为天地间留一线正气!“我要叫日本人知道;我们这里不只有土匪、妓女、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也还有百折不挠的硬汉子!”姜贵正是试图以方八姑的形象作为民族正气的化身，虽然她最终被黑暗的恶势力所吞没，但她所代表的“富贵不能淫，贫残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则长留天地间激励后来者;《重阳》中的朱广济、钱本四也是这一类坚贞不屈、不向他涌恶势力低头的民族英雄。总体来看，他们皆能抛弃愚忠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而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出发点，其忠贞不屈已成为一种可贵的爱国情感，这无疑是姜贵为忠的观念注人的新鲜血液，也是内优外患的时代环境下传统文化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表征。
其次，姜贵以一种现代意识改造了传统孝道而又不违背其美德的本质。《曲巷幽幽》中，幽幽曲巷住着两户人家。息家的息秀才斗大的字不识得一箩筐，却硬要假装斯文、承袭祖父遗风做秀才，结果日子越过越寒酸;非但如此，他居然还死撑面子讲究秀才的礼数，看不起靠劳动吃饭的毓家山的亲家，认为“他这种人家，逼到最后，也只可穷，而万不可贱。一论到买卖，不拘是工是商，都归是贱，那就对不起祖先了。这样的不顾现实环境变化、盲目地遵循祖制，也无怪乎他成为时人眼中穷酸的典型!他的大儿子聪明伶俐，却被父亲用孝道逼着在家做酸腐秀才，结果越来越文弱、竟至丧命;他的二儿子息砚孙在卖婆宋三妹的指点下勇敢地走出家门，到遥远的城市去自己创业，反倒能衣锦荣归，成为父母老来的依靠。何为真正的孝道?姜贵通过息秀才一家祖孙三辈的生活轨迹进行了形象的说明:所谓的孝道仍然应当从内心深处孝敬父母，但绝非因循保守地盲目听从，而是尽量发挥个体才智、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只有立己才能立家进而立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隔壁的“检家”。检家实为暗娟窝点，极喜追求时代潮流，他们积极地让自己的孩子走出去闯天下，但是，他们的孩子却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女儿做娟妓，最终被人暗杀在火车上;两个儿子则被培养成日本人的走狗。他们拒绝与自己的父母相认，完全为日本人尽忠尽孝去了。究其根底，还是因为检家家风糜烂、缺乏传统伦理道德的浸润，才使其在动荡社会中迷失了方向。两相对比中，姜贵的创作主旨呼之欲出: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固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们乃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根基所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以适应社会环境变迁固然可以使国家民族摆脱危亡的境地，但如果没有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做根基，所谓的现代化也会因迷失方向而转人另一种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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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至七十年代，大陆文坛上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衡量文学的首要标准，中国传统文化或被按照政治标准改造，或被作为封建遗毒彻底摒弃。台湾文坛方面，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惨败亦使蒋介石痛定思痛，反省共产党以“笔权”打垮了国民党“军队和政权”的历史教训，于是亦钩织起严密的文学监控网络，运用各种行政手段倡导“反共文艺”、“战斗文学”。无论哪种意识形态之下，中国传统文化都被挤压到了潜隐或边缘状态。此时的姜贵，能够偏离台湾文坛的主流审美倾向，秉承五四文学传统开拓的现代视野、谨慎地回头审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以此为本位激浊扬清兼收并蓄地进行文学创作，不仅在边缘地域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从长远来看，更对其现代转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