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蒋琦龄诗歌的“诗史”精神学毕业论文(3)
2015-01-01 01:40
导读：其缠绵悱侧之情，感激愤兴之气诸先生谓公诗上法杜陵，乃并杜陵之许身契稷，每饭不忘君国之志，亦神肖之(周星誉《空清水碧斋诗集跋》)。 蒋琦龄的诗
“其缠绵悱侧之情，感激愤兴之气……诸先生谓公诗上法杜陵，乃并杜陵之许身契稷，每饭不忘君国之志，亦神肖之”(周星誉《空清水碧斋诗集跋》)。
蒋琦龄的诗歌在当时得到了诗人们的高度评价。刘绎认为《书愤》一诗洞中时弊，并对其有关民瘼之作给予赞扬。邓文熊指出蒋倾注心血作诗的原因在于：“篙目时艰，志不得行，乃益专力于诗”(邓文熊《空清水碧斋诗集跋》)。多数人从忠爱悯时的评价体系出发，认为蒋诗似杜：“忠爱忧思时殷怀抱，则胎息于杜”(杨翰《空清水碧斋诗集题词》)；“忠荩悃忱，拳拳晨暮”(庄受祺《空清水碧斋诗集跋》)；“行役不忘忠爱”(陈兰第《空清水碧斋诗集跋》)；“言为心声，足观世变。……使人忠义之心油然而动”(杜寿朋《空清水碧斋诗集跋》)。
朱琦认为：“一种渊穆醇厚之气，油然蔼然流露于笔端，尤为天禀所独得。读竟不觉俯首至地”(朱琦《空清水碧斋诗集跋》)。王柏心明确揭示蒋诗是志不获聘情况下的“发愤著书”，凝聚着强大的伦理人格力量，“虽不在位，而倦倦君父。……忧愁感叹，恳恳款款，章疏所不能尽泄，则发愤而寓诸诗”(王柏心《空清水碧斋诗集跋》)。
由于时代环境和清中叶学术的影响，这一时期对“诗史”精神的阐释有时代的特色。除“纪兴亡”之外，“诗史”精神更多是在“忠义”层面上得到了弘扬。对“诗史”的认识接近宋人“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的境界(《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之诗》)，解读杜诗、评价杜甫多从“忠爱”人手，而且更加强调这一点。这造成了他们对“诗史”精神领悟的局限，即往往仅仅从忠爱忧民这个儒家传统的诗文评价体系来评蒋诗，而忽略了其诗“善陈时事”等其他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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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蒋琦龄诗歌的成就不能与杜甫相提并论。但他的诗中，王朝的衰微与民族的危难交织，个人的经历和时代的巨变同构。我们能从这些诗歌中听到他的呼喊，看到历史的轨迹，了解那个时代的屈辱与苦难、悲愤与无奈。杜甫以来的诗史精神在此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因此可以说，蒋琦龄的诗歌具备了“诗史”的性质与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