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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以朱湘为例谈诗的潜在资源学毕业论文(3)

2015-01-17 01:04

　　在上述丰富多彩的新诗形式美的尝试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是根据内容与情绪的具体需要来选用不同的韵脚的。在对某种情绪和灵魂的深度显示中造成了较大张力的诗意场，于无形中使诗的内质与外形匀称和谐的混合起来。就像饶孟侃曾多次提到的那样，“假如一首诗里面只有意义，没有调和的声音，无论它的意思多么委婉、多么新颖，我们只能算它是篇散文；反过来说，一首诗里面只听得出和谐的声音而没有特殊的意义，无论多么动听，也只能算是一个动听的调子。因为一首完美的诗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和声音总是调和得恰到好处。”朱湘往往从自己的情感出发，深入到中华民族丰厚的精神世界，追求一种宁静平和的情境。沈从文曾评价朱湘：“使诗的风度，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微皱，更见出寂静，……”作者在饱受生存艰辛后，性情变得怪僻，其作品却仍然能够保持恬淡轻柔的风格以及东方中和的气质，这其中有哪些深层原因呢? 
　　首先，受新月派“理性节制情感”美学原则的影响，使朱湘的诗能够摆脱早期白话新诗所存在的情感独白的缺陷，呈现出一种内敛的美。 
　　李长之曾经指出，“审美的领域，是在一种绰有馀裕，又不太迫切，贴近的心情下才能存在”。对于艺术作品而言，表现情感要有节制，他引温克尔曼(winck-elmann)的话这样界定“有节制的表现”：“好的艺术家之表现悲哀，是如火焰之只许见其火星的，是如诗人荷马所形容的乌里塞斯(ulysses)的吐字，像雪片一样，虽然纷纷不息，落在地下却是安详的。”受英美绅士文化和中国传统中庸思想的影响，新月派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取向趋于稳健、理性，在超脱与激进之间寻求平衡，以某种超然达观的心态来化解自己无力承担的沉重。较其他学派，新月文学更注重描写较为抽象的人性内容，从宽泛、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情感视角观察、看取生活，少了些峻急激烈，多了一份理性从容。在新月派诗人看来，“如果只是在感情的旋涡里沉浮着，旋转着，而没有一个具体的境遇以作知觉依皈的凭借，结果不是无病呻吟，便是言之无物了”。这些主张与中国传统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抒情模式，特别是与将情感消解于自然意象之中，追求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唐诗宋词传统相暗合。 

　　其次，就朱湘个人而言，他是一个爱国的诗人。这使他的诗在受到西洋文学的影响之下，骨子里却深深烙着中国印记。 
　　朱湘的好友罗念生在《评<草莽集>》中说：朱湘“对于西洋古典文学极喜欢，而且极有研究，但那种精神没有明白地显现在他的作品里，正因为他是Patri-otic(爱国的)诗人。”朱湘自己也说：“我只是东方一只小鸟，／我只想见荷花阴里的鸳鸯，／我只想闻泰岳松间的白鹤，／我只想听九华山上的凤凰。”(《南归》)不同于早期白话诗人力主革除旧体诗的主张，他始终对民族文化抱有一种扬弃的科学态度审慎地加以辨别。他曾经潜心研究过中国古典诗词，敏锐意识到中国传统民谣的潜能。在对中国古代民谣鼓词的研究中，用“旧瓶装新酒”，创作出一系列脍炙人口、具有民歌风味的新诗。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谣曲的喜爱，恰好与新月派大多数成员的主要思想相合。在《新月诗选·序言》中，陈梦家曾指出：“我们从未忘记中国三千年来精神文化的河流，我们的血液中，依旧保持着整个中国民族的灵魂，我们并不否认古代多少诗人对民族贡献出的诗篇，到如今依然感动着我们。”中国古诗，特别是律诗，其精严完美的抒情形式，“蕴藉”、“圆满”的特质，一度受到新月诗人的推崇。在几乎全盘西化的年代，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客观评价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述，朱湘的诗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时，又是建立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自由意志与伦理法则相统一的基础上，以合情合理的常态的人生样式作为其重要的文学内容和作家的人格理想，在新诗与旧诗之间达成一种联叙。 

　　不可否认，正是这种平静到使人吃惊的调子，使朱湘的诗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传声筒，使他的诗能够从标语口号式的非诗状态中走出来。也正因为这种柔美平和的调子，使朱湘的诗缺少社会现实所需要的犷悍兴奋气息，与时代要求相隔离，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他从民间谣曲中寻找新诗创作资源的努力上，在新诗格式、旧词藻的探索上，却遗留下一堆成绩，具有重要的艺术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