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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五四(2)

2015-01-17 01:04

　　对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妄加批判，鲁迅曾作了正确客观的分析，他说：“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这也就是对于上面所说的创、太二社在社会分析有偏差的情况下机械运用阶级理论方法而错误地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简洁有力的总结。 
　　 
　　三、创造社和太阳社批判文学革命之目地 
　　 
　　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多少搀杂一些团体主义倾向，但是他们批评的目的并非恶语中伤，而最终是为了“革命文学”的建设。我们可以从创、太二社对“五四”文学革命批判中看出他们欲从两个方面建设“革命文学”。 
　　第一，关注文学创作主体，强调作家人生观的改造。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在“革命文学”先期关注的是作家对于社会的态度，反对作家“市侩的人生观”。随着“革命文学”的倡导，作家创作态度的人生观要求转变成要求革命作家具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仿吾提出作家应“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李初梨也提到“为革命而文学”的作家应该“牢牢地把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但他们提出作家世界观改造问题并非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上，而是机械地运用。在批判“五四”文学革命作家时，根据作家所属的团体来确定其阶级成分，他们把叶圣陶、周作人、张资平等人划分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把他们的文艺说成是“矜持着闲暇”的“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 
　　对以上作家的创作人生观进行批判，创造社、太阳社诸成员是想建立他们心目中的“革命文学”，一种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斗争的文学。他们寻求文学进步、探索文学发展的良好初衷可以理解，但是由于脱离时代，致使主观上犯了“突进”的盲动主义唯心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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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批判“五四”新文学，为革命文学作品标新立异。没有文学作品无所谓文学，文学运动也就没有意义。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家的问题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创造社和太阳社在“革命文学”的新的表现内容上对五四新文学进行了批判和重建。 
　　蒋光慈首先对冰心作品中描写爱、自然、亲情等主题表示不满，钱杏树对鲁迅的作品大加批判，认为在鲁迅的《野草》里看不到光明和希望，小说《阿Q正传》的反封建主题已是落后于当今时代了，“我们是永不需要阿Q时代了!……”在对新文学批判的基础上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建立他们“革命文学”作品的主张：郭沫若认为“革命文学”即“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而且同时是反抗浪漫主义的”。成仿吾主张作品表现“真挚的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愤恨，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蒋光慈认为“革命文学作品的任务，是要在此斗争和生活中，表现出群众的力量，暗示人们的集体主义的倾向”。总起来说他们所谓的“革命文学”是以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为主体，强调实践写实的，有着积极向上的表现力的文学样式。 
　　创造社和太阳社对大量“五四”文学作品进行批判否定，确立了自己的革命文学观，但却未产生轰动一时的文学作品，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过分强调艺术的功利性，把艺术当成是政治的传声筒而忽视了其本质和规律。 
　　“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贯穿始终，他们持此态度以上分析是很明确的了，即一方面想为革命文学的展开在外部环境上开辟一片天地；另一方面是在革命文学的内部建设上寻找方向。但他们选择五四新文学作为批判的对象进行“革命文学”的开展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因为“革命文学”是和“五四”新文学一脉相承的。但这次论争引发诸多文艺上的问题，为以后文学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