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五四
2015-01-17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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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革命文学”论争 创造社和太阳社
论文关键词：“革命文学”论争 创造社和太阳社 五四文学革命 批判
论文摘要：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倡导“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太阳社诸成员秉承“破旧立新”的精神对“五四”新文学发起全面的批判和声讨，欲建设一种体现无产阶级意识观、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文学”样式。但由于他们超前的时代分析和机械地运用阶级理论，使得他们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有失偏颇。
1927年下半年到1929年底，现当代文学史上爆发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以冯乃超、李初梨为首的后期创造社成员和以蒋光慈、钱杏村为代表的太阳社成员纷纷发表文章，掀起了批判“五四”文学革命，讨伐鲁迅、周作人、叶圣陶等“五四”文学代表的狂潮。鲁迅、侍桁、茅盾等人奋起还击，发表一系列文章与创造社和太阳社展开激烈的论争。
一、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发出批判的呼声
创造社和太阳社秉承五四批判精神，在“革命文学”的建设上持破旧立新的态度。早在1923年郭沫若便大声疾呼：“光明之前有混沌，创造之前有破坏。新的酒不能盛容于旧的革囊，凤凰要再生，要先把尸骸火葬。我们的事业，在日下混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有了主观精神还不够，要想对别人批判还必须具备批判者的资格。更何况创造社也是诞生于“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欢呼倡导者，现在却要反过来批判“五四”，所以必须对自己进行提升。
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先谈到了五四文研会和创造社两大派，他对这两个社团的创作倾向都进行了批判，并对创造社自身进行了检讨，承认其是小布尔乔亚意识的结晶，从而为创造社脱下了“五四”时穿上的“旧衣”。紧接着他笔锋一转，“然而，小布尔乔亚阶级，是浮动在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他们的地位顶不安定，而且陆续地坠落到无产阶级里去的运命”。通过这样的推断，使自己从小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获得了批判他人落后的资格，所以便摆开批判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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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四”新文学发起批判，创造社和太阳社旨在为革命文学的展开打扫一片空间，这是他们的客观要求。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指出：“在历史的舞台上，有新兴社会出现之时，属于新兴阶级的哲学者与文学家负有批判旧社会制度与旧思想的任务”，所以他认为在建设革命文学之前的任务是“就中国混沌的艺术界的现象作全面的批判”。钱杏村在批判中走得更远，他说鲁迅的作品是“旧的皮囊”、“老了的妇人”。对于创造社和太阳社摆出批判的架势，鲁迅等人予以回击。当然创造社发动革命文学是否有出于自保的心理另当别论，问题是“五四”文学革命和上世纪20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本是一脉相承的，“革命文学”本是文学革命精神的发展和弘扬，但是创造社和太阳社诸成员却为什么会对新文化运动发起冲击呢?
二、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树立批判的靶子
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选择“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批判的对象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他们在社会时代分析基础上运用阶级分析理论而作出的判断。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占了上风，他们否认革命转入低潮的现实而认为革命潮流始终是高涨的，并坚持中国革命当前的形势应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社和太阳社诸成员的思想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瞿秋白这种错误路线的影响。蒋光慈认为“中国社会革命已经到了极高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无处不表现着新旧的冲突”。在社会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对社会性质作出判断，李初梨就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文学上也进入了一个“方向转换”时期。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划分文学的阵营。冯乃超和成仿吾先后用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资本主义情况，成仿吾还得出自己的结论，“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文艺的工人应当担当一个分野，……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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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选择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批判是因为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分子发动的，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还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对象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们在文化战线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贡献。但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却认为革命已进入无产阶级时代，革命阵营只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文艺上是无产阶级文艺向着压迫他们的资产阶级抗斗。由于这种思想的支配，他们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们，除个别人以外，几乎都是非革命或是反革命的作家，全应批判或打倒。所以像叶圣陶、周作人这类作家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作家”，遭到了批判和非议，而鲁迅更是被戴上了“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蒂”三顶帽子，遭到围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