伫立边缘的仰望与期盼——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管
2015-07-04 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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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古代文论的,硕果累累,人才辈出,具学科性质的集体或
20世纪古代文论的,硕果累累,人才辈出,具学科性质的集体或个人论著涌现,成绩斐然。处于中国边陲的港澳地区,面对国内如斯辉煌的成就,实在没有条件说三道四;本文实本着对国内学界的由衷敬重,就管见所及,略陈井蛙仰盼的谬论而已。
本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在世局艰困的大环境下起步,凭着少
数学者的学术自觉与抱负,从传统诗文评的基础上,建立了学科的规模格局,而为数不多的大学,相继设立文论史以至文论专书的课程。透过建制,树立学科地位,更有效培养研治古文论的专门人才,普及有关的学科知识。当今中国古代文论在中文系知识结构中比重日益增强,是抗战前的草莱状态所始料不及的。由于古代文论是中文专业的重头戏,近年来,“教程”或“选读”这类讲义式读物和补充教材如雨后春笋,反映对有关知识的入门指导需求甚殷,显示古文论已经是中文系课程结构中理所当然的部分。港澳地区专业院校中文专业无不开设文论史或文论专书如《文心雕龙》等必修或选修课,一直维持1949年前国内大学的课程架构,未受国内和这样那样的外来干扰,学术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讲者尽情发挥,悉性解读,没有官家意识形态的框架,亦当然不存在外来的扶持,所以一切精彩皆尽在课堂的教学,如徐复观之在新亚研究所,苏文擢之在中文大学,陈湛诠之在岭南学院,他们的讲论,各自展示精彩的生命演绎,文字撰作反而不显真面目。所以,若计较学科文字成果,港澳地区实无足观,根本不可和大陆及台湾相提并论,但薪火相传,于言传身教的过程中,令学科宗绪不坠,有赖于是。因此,于总结大中华古代文论研究,不能一概以文字成果来衡量。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学科的格局规模已根本确立,当下只有补充与修正,但不表示修补的功夫次要,其实同样耗费学者精力;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经过代代努力,方能令学科达至比较成熟的状态。学科的犹如生命体,新陈代谢,势所必然;而遗传基因,亦令生命体代代保存其独特面目。尽管学科有更新补充,亦不会令古文论的学科格局面目全非。因此,学科前辈不必因后起之秀的冲击而耿耿于怀,而秀出学者亦不必以一时创发而盛气凌人,甚至党同伐异。近数年司空图和《诗品》的论争是一例。无论怎样说司空图和《诗品》,都不足以一门学科的格局,若学界目光紧盯着此,反酿成不必要的意气之争,由此而导致的偏颇,加深了中国学术界的门户之见,这实非文论研究之福。因此,学术胸襟在未来古文论学科发展至为重要,古文论的学术生命,兴旺与否,实有赖坦诚的治学态度,以宽容互赏相激励;宽容是对不同见解的肯定,互赏不掩善;不因人废言,亦不以一眚掩大德。方今很多研究重复“劳动”,原因实不全在学术消息的不灵通,更多的是有意抹杀。这只会导致学术研究在原地踏步,甚至萎颓不振,对学术的新陈代谢极为不利。因此,既需尊重权威,也要重视无名后进,同时更需要独立思考判断。文学研究含强烈的个性特点,能独立思考,不囿成说,是显露研究个性的起步,学术生命始见苗头。至于视学术为公器,研究者以公心对待学问,则尊重个性特点的同时,可免于固步自封,自以为是的走火入魔的地步。因此,新世纪的古文论研究,应该驰骋广漠,学术格局恢宏,而造境精微,各尽其才,各展所能,带领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步伐,尽现轩昴的生命活力。
古文论的研究带有综合的性质,既主导文学才情的舒展,也包容浩博精微的造境,亦蕴含史学通鉴全局的识见,至于考索等求实的朴学功夫,自不可免。现今藏上海博物馆的先秦楚简,知情人士相传有先秦儒家诗学文辞,若传言属实,则大可补充先秦至汉一段时期的文论内涵,而更重要的是令学术界正视儒家在文论构建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从学术思想深处慢慢矫正百年来文学研究界简慢儒学的积弊。不过这批竹简文字久不刊布,未知是否独占材料的私心作祟。材料固然重要,但对古文论这门学科而言,其大体规模已定,即使材料完全公布,亦属补充性质,不可能改变学科的外延和内涵,因此,对这些出土新材料亦不必寄予厚望。反之,在传世文献中,还存在多不胜数的材料留待发掘整理,就以明代文论及古代文体论来说,黄佐的《六艺流别》便久遭忽略;至于唐宋儒家著述中的文论材料,亦多不受重视。若不先存简慢之心,以求真备全的态度治学,则传世文献中文论材料的整理,犹如对新世纪学科的“基础建设”。整理材料,解释材料,若先入为主,适足以入主出奴;因此,通鉴全局的史识至为重要,以识力驾驭材料,真伪自可鉴别,轻重自有鉴裁。若死守当今学科的分类领域,便不可能开出恢宏的学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