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3)

在经过40年代的一段沉寂之后，从50年代开始，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又出现新的蓬勃局面，但多数人仍是在历史文化方面。进入60年代以后，则一部分学者专攻西夏语言文字，另一部分人仍从事西夏历史、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代表人物要算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和野村博了。桥本万太郎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掌中珠〉和西夏文、汉文对音研究的方法》（注：日本《中国语学》第109号，1961年。）、《关于文海的音韵组织——论西夏语言的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1号，1962年。）、《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3号，1963年。）、《关于唐古特语（西夏语）的“韵”结构》（注：日本《东方学》第25号，1963年。），等等。可见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文海》、《同音》等西夏字典的语音研究上。西田龙雄的主要成果集中于三部学术专著里，即《西夏语的研究》（注：日本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出版，1964年出上册，1966年出下册。作者主要构拟了西夏语音体系，书末还附有3000余字的西夏文小字典。）、《西夏文华严经》（注：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社，1975、1976、1977年各出一册。该书刊布了京都大学所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全文。）、《西夏文字》（注：日本纪伊国屋新书1967年、玉川大学出版部1980年两次出版。）。此外，西田龙雄自50年代起至今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西田氏的这些论著，奠定了他在国际西夏学界的突出地位。野村博是日本西夏学界7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现的后起之秀。野村既从事西夏语佛经的的研究，同时也从事黑城出土西夏文世俗文献的研究。其主要论文有《西夏语译〈白伞盖陀罗尼经〉片断考》（注：日本《龙谷史坛》第68、69号。）、《龙谷大学保管〈橘瑞超氏请来婆罗佛密佛典之片断〉》（注：日本《东洋史苑》第6号。）、《西夏语译〈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注：日本《东洋史苑》第8号。）、《西夏语译经史研究》（注：日本《佛教史研究》第19卷第2号，1977年。）、《关于西夏文〈新集锦合辞〉》（注：《小野胜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方学论集》，1982年。）、《关于黑城守将文书的研究》（注：日本《东洋史苑》第23 号，1984年。），等等。

总之，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成就突出，其水平不让苏俄，究其因不仅在于日本经济的发达，更是日本西夏学界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结果，其治学精神可敬可嘉，值得称道。

欧洲人最早研究西夏文字是从居庸关六体石经开始的。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所建之居庸关云台券门洞内两壁，刻有六体文字陀罗尼经（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回鹘文），直至19世中叶，其中四体文字当时尚不能识。1870年，英人维亚利最早注意到石刻中的西夏文字，限于当时的水平，误断为“女真文字”（注：维亚利（A.Wylia）：《居庸关古代佛教石刻》，1870年。）。1882年，法人德维利亚以河南开封宴台之女真进士题名碑相证，知其非女真文，疑为西夏文字而未敢决断（注：德维利亚（Mr.Devieria）：《西夏唐古特国文字研究》，1894年。）。1895年，法人蓬拿帕特（P.R.Bonaparte）首次将居庸关之西夏文收入《蒙古金石图录》。同年，法国人沙畹（M.Ed.Chavannes）和英国人维亚利译出若干西夏字，但于其字义仍未可知。英人布谢尔研究了12枚西夏文钱，考释出37个西夏字，但未作任何解读（注：布谢尔（T.W.Bushell）：《唐古特西夏国之钱币与奇特文字》，1895－1896年。）。 1898年，德维利亚在考证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铭之后，方才明白判定不识之字为西夏国书。故西人始识西夏文字者，德维利亚为第一人。 1904年，法人毛利瑟（M.G.Morisse）在北京购得三卷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其中经卷首页有汉字眉批，毛氏遂撰成《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步成果》，他不但识得不少西夏字，并初通西夏语文法若干特点，诸如动词在句尾，宾语在动词前，形容词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等。至此，德维利亚、毛利瑟，遂开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之先河，是为西人发现和识断西夏文字之滥觞。

本世纪初，黑城西夏文献的发现对西夏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俄人率先掀起新的西夏研究高潮。1909年俄人伊凤阁将对解读西夏语至为重要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介绍给学术界，这引起美国语言学家劳弗尔的极大兴趣。1916年，他根据伊氏提供的材料，选了200多个字，通过比较研究，确定西夏语与印支（汉藏）语系中的罗罗（彝）语、么些（纳西）语最为接近，因而名之为西罗么语组（注：劳弗尔（B.Laufer）：《西夏语—印度支那语言学研究之一》，《通报》，第17卷第1期，1919年。）。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劳氏能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实赖其广博的语言学知识。这一论断也就成为西夏语研究的经典结论。1919年，德国学者本汉底夫人、查哈二氏著文，初次考释出12种西夏部首（注：本哈底夫人（Mrs.Anna Bemhadi）、查哈（VonZach）：《关于西夏语文的几个附注》，文载德国《东亚杂志》，1919年。）。恰好此时中国学者罗福苌作《西夏国书略说》亦考证出11个西夏字的部首，中西学者在全然不晓的情况下，所得结论完全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60－70年代，由于受苏俄西夏研究复苏的影响，欧美也有数位学者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谢德拉契克（1962）关于西夏虚词的研究论文；1972年，英人格林斯坦德（E·D·Grinstead）在伦敦出版了《西夏文字分析》一书，作者重点翻译了手抄本草书体西夏文《孝经》。不久，他又出版了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新德里，1973年）。1966年，苏俄刊布了西夏文《论语》之后，华裔学者吴其昱在法国发表了《列宁格勒藏〈论语注〉的西夏文译本考》（1969），他认为西夏文《论语》注本乃斡道冲根据北宋陈祥道《论语解》翻译而成，并非西夏人所作，澄清了以往的错误观点。1966年，法国语言学家石泰安（R.A.stiein）发表了《关于弥药与西夏的最新资料》，该文认为木雅语非常接近弥药与西夏语，虽然早在40年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P.K.Benedilt）就对劳弗尔关于西夏语的论断提出怀疑，但是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所著的《汉藏语言概论》一书，直到1972年才在英国出版，1984年才有了中译本。美国学者吕光东（Lnc·Kwanten）访苏俄期间曾拍摄了俄藏《掌中珠》全书，经其初步研究后出版了《合时掌中珠》（1982），该书将《掌中珠》原件首次披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