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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欧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历程，可发现有如下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1）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欧美学者用力甚勤，积极促成了以西夏语言文字为代表的西夏学的兴盛，虽然晚清中国学者在发现与判定西夏文字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进而用近代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开创者却应该归之于欧美西夏学者。在方法上，欧美学者有一定的长处，早期大部分学者所成功运用的比较研究法正是这个时期在欧美逐渐成熟起来的，这对日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乃至西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西夏文字文物发现后，先是质疑，然后通过对金石文字的比照，方知非彼即此。美国学者劳弗尔对西夏语的研究，则更是这一方法典范。劳著在导论之后所有篇幅即是西夏语与相邻诸印支语的大量比较，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得出著名的“ 西罗么”语支的结论。
（2）二三十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给人以急剧降温的感觉，自此以后，虽然时有学者零星发表相关著述，始终再没有出现初期那种“热” 度。不过，70年代格林斯坦德对西夏文草书的研究以及为西夏字输入电脑所作的努力，无疑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首先应该将西夏字的结构了解清楚，然后方可用计算机特有的程序输入。最近，日本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但字体尚不够成熟、美观（注：中岛干起：《西夏文字研究的计算机处理趋势》，1996年，东京出版。）。另外据悉，中国也已有人为此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业已取得可喜的进展。格林斯坦德开此先河，其功不可没。
五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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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启蒙时期（1804－1908年）；
（二）黑城文献的大量发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正式形成时期（1908－1936年）；
（三）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出版——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时期（1960－1998年）。
（一）属于启蒙时期：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1804－1908年）
这一时期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萌芽阶段，包括着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在中国，1804年西北著名史地学者张澍在武威首次发现有名的“西夏碑”，是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发端。稍后之刘青园、鹤龄等人也只是对西夏字的初步判别和识读，其研究成果世人知之者不多。当时欧洲，对中国学者的发现则全然不晓。过了六七十年，到公元1870年，英人维亚利虽感觉到六体石经上的西夏文有些特别，但并不能正确识别，其后德维利亚、沙畹等人虽疑之但仍不敢决，直到 1898年见到“西夏碑”后方肯确认。中外学者虽然在识断时间上先后相距近一个世纪，但殊途同归，而且最后认定的依据均为《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公允地说，真正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并用科学手段加以研究和利用的还应该是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学者虽有惊人之发现，然其学术多不交流，著述往往束之高阁，难以广泛传播。
（二）属于形成时期：以黑城西夏文献出土为标志（1909－1936年）
1908－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于中国西北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中外学者纷纷研习，使真正的西夏语言文字之学的诞生有了可能。这一时期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早期识断文字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的成绩就是大体确定了西夏语的系属，同时识读了大量西夏字。学者们采取的基本方法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较为成功地走进了西夏学的大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劳弗尔、聂历山、王静如等人无一不是博学的专家。有学识条件，他们才能找到藉以比照的对象，寻得他山之石以之攻玉。如提出西夏语为“西罗么”语支的美国学者劳弗尔便精通印支诸语言；写出两卷巨著《西夏语文学》的聂历山，更是学贯中西，尤其得益于佛学和藏学者甚多；王静如在研治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古文字方面的成绩更为我们熟知。尽管他们有人进行比较研究时将时空条件倒置，得出不太准确的结论，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经典意义。
（三）属于繁荣时期：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刊布出版（1960－1998年）
这一时期，可大体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俄、日为代表，于六七十年代集中了一批优秀汉学家发表了大批研究成果；第二阶段，进入80年代以中国学者成绩最为显著，大量成果分别集中于北京、宁夏、台湾三地。
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被迫中断，60年代以后前苏联、日本等国家恢复并加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60年代初，苏联政局的变动，首先使无辜被杀戮的聂历山得以平反昭雪，在他身后，又一批优秀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人员脱颖而出。他们在进行多种语言比较研究的同时，借用近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构拟西夏语结构体系，巨著迭出，并且开展了西夏社会历史的研究，刊出了许多西夏文文献，为国际西夏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日本在西夏语言文字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水平不在苏俄之下。日本学者搜求西夏文献和各种学术资料，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致力于西夏文辞书和声韵著作的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显示了日本学者治学专精的特色。在中国学术界因政治原因使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出现断层的情况下，俄、日本两国显示了较强的实力。直到8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西夏学重新兴盛起来，北京和宁夏两地相对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以北京的史金波、宁夏的李范文成绩最为卓著。史金波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有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较为准确地总结出了西夏文字构成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改进了以往学者们以中国传统小学理论为依据而探求研究西夏文字的途径，将西夏文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两部著作，是其数十年来研究西夏语言学的力作。作者在总结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之后，较为系统地逐一对西夏文字进行了拟音，自成一家之言。另外，兰州地区的陈炳应在语言文字方面亦多有成果问世，如《西夏谚语》（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贞观玉镜将研究》（注：该书及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合著的《圣立义海研究》均由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书，便是作者对西夏文献译释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