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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拉丁化的浪潮席卷了全世界,这是国际语言文字生活中引人注目的大事。
当然,国际拉丁化浪潮也有受到阻碍的时候。前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曾经以中亚的突厥民族为主,掀起拉丁化的浪潮,阿塞拜疆率先于1923年实行了拉丁化,接着,前苏联的各种突厥文字以及其他使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都纷纷改用拉丁字母,创制了30多种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中国在苏联的华侨也制定了拉丁化的中文。这个声势浩大的拉丁化运动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后来斯大林反对拉丁化,主张苏联所有要求改造和创造文字的民族,都必须采用俄文字母,字母不足可以补造新字母。根据他的命令,前苏联所有已经制定的拉丁化民族文字,都一律改用俄文字母。俄文字母是地区性的字母,拉丁字母是国际化的字母,采用俄文字母,不便于在国际上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特别在信息网络时代,在网络上不用拉丁字母几乎寸步难行,因此,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又酝酿重新改用拉丁字母。
蒙古于1921年独立。1940年,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上,决定采用新文字,并成立了以党中央总书记泽登巴尔为首的新文字中央委员会负责新文字的工作。新文字中央委员会在采用拉丁字母还是采用俄文字母作为新文字的问题上,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最后决定采用俄文字母来改革自己的旧文字。在俄文字母表的基础上,增加两个新字母,共35个新字母。1941年5月部长会议和党中央联席会议通过了这35个蒙古新文字字母,1941年11月又通过了新文字的正词法,从1943年开始,全国范围内都采用了新文字。现在蒙古境内的主要出版物,都用新文字出版,学校的课程也以新文字讲授。在世界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中,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被卷入这个浪潮。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在文字改革上作出的决策,也是世界文字地位规划工作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朝鲜也进行了文字改革运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时就接受汉字文化,早期的历史书都是用汉语的文言文写的,后来创造“吏读”,用汉字来书写朝鲜语,尽管使用吏读,正式文字仍然是汉语的文言文。朝鲜在李英宗8年(1443年)时制定了《训民正音》的拼音字母方案,共28个字母,这套字母的形式是按照发音器官的形状造成的,字母的排列也是按照发音的原理,先辅音后元音,辅音字母的顺序,先不吐气辅音后吐气辅音,元音字母的顺序,先单纯元音,后复合元音。字母近似汉字的笔画,叠成汉字的方块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字是一种内部音素化的拼音音节方块字,叫做“谚文”。谚文字母虽然少,但是音节组合很多,文献中出现过的音节组合字达4951个,仍然是一个大字符集。《训民正音》于1446年李世宗时刊印,《训民正音》上说:“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所谓“谚文”,就是通俗文字的意思。谚文后来在李朝燕山君时曾一度停止,1894年,朝鲜政府宣布《训民正音》可以作为公用文字,此后汉字和谚文一直混合使用。1948年,朝鲜开始废除汉字谚文混合体,在供给一般人阅读的各种报纸、杂志、书籍、公文中完全停止使用汉字,改而使用“谚文”。现在,谚文已经用于朝鲜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韩国继续使用汉字谚文混合体,可是减少了汉字的数目,文学作品也全用谚文。韩国教育部1972年公布1800个汉字,要求中小学生掌握。朝鲜的文字改革走的是一条民族形式拼音文字的道路。
三 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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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指的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中,某种语言或文字与其他的语言或文字在地位上的关系;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则指在某一语言或文字内部其自身的普及推广以及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问题,这是语言文字本体内部的关系问题。
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
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
推广共同语是语言文字本体规划最重要的工作。共同语的范围有大小的不同。有民族共同语,有全国共同语(或全民共同语),有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有世界性的国际共同语。
在农业化的时期,农民基本上不外出活动,与外界交往很少,安土重迁,共同语的用处不大。当时农业的知识也比较简单,可以口头传授,不一定用文字说明,需要文字和共同语的只有官吏和商人。到了工业化时期,生产的知识复杂了,口头传授不够了,人民需要学习文字,需要学习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工人和商人大量增加,他们流动频繁,需要共同语来进行交际。在欧洲的罗马帝国时代,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数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
工业革命以后,西欧国家和北美都把普及教育和推广共同语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十分重视。西欧和北美较早地形成并且普及了标准的共同语。共同语是现代教育的血液,共同语的普及推动了教育的进步,而教育的进步则推动了西欧和北美国家的现代化。
日本的民族主要为大和民族,北海道还有阿伊努族人,通用日语。除琉球群岛之外,本土日语分为关东方言和关西方言两种,关西方言又可分出一个九州方言。这些方言,除鹿儿岛差别较大之外,不同方言区的人都能相互听懂。这种情况,十分有利于日本国语的推广。日本的国语,原来以京都话为正宗,日本迁都东京以后,改为以东京话为国语的标准。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只用20年的时间就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做到了一切学校讲国语,一切公共场所讲国语。日本迅速普及国语,主要依靠两项措施:第一,日本十分重视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以国语为教学语言。第二,日文是汉字和假名混合的文字,假名是拼音的音节文字,读音很容易标准化,汉字的读音在字形上表现得十分模糊,不利于读音的标准化,日本实行在全部汉字旁边都注上假名的办法,在普及国语的时期,小学课本、报纸、杂志和所有的日文书籍上的汉字,都注上假名。这种给汉字用假名注音的办法促进了汉字读音的标准化,当然也就促进了国语的普及。全部注音的办法一直实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汉字数量大大减少,国语已经普及,只在生僻的汉字旁边注音。充分利用注音,是日本能迅速普及国语的另一个原因。语言规划一般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日本用20年时间普及国语,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清末中国的学部尚书问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如何才能办好新教育,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回答“推行国语”。国语也就是共同语。在亚洲,日本首先认识到:共同语是教育的前提,而教育则是建国的前提。这样的认识是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