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学界几个问题的思考(2)

许威汉的《训诂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虽然在后记中注明“因为它是用为教材的，为讲述方便（？），引用陆宗达先生、周大璞先生等著作及其他有关训诂论述中不少例说，未能注明出处，特此说明”；但实际上，抄袭的远非例说，也远不限于陆、周二人。例如，许书分论第一章“训诂术语”第47 页、60—64页从内容到文字表述及例子都抄自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所作《谈训诂学术语的定称和定义》（刊《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全不注出处。许书第133—135页关于词义引申的类型只是提到“兹略参照陆宗达的说法”；其实，许书关于词义引申的分类及部份例子基本抄自陆宗达和王宁合著的《训诂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许只字不提此书和王宁，是不好的。［②ｃ］《光明日报》1995年11月1日发表的程黧眉的文章指出：“偷别人的作品与偷别人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要想写出好作品，首先要有好的品德；否则，东抄西抄毁了自己的文，也毁了自己的人。”这是很有道理的。李广田说：“人失真，无人格；文失真，无风格”（见《李广田散文》第1卷第10页，1994年）。针对目前的学风，最后二字可改为“文德”。

不良学风的第二种表现是伪科学不仅渗透到自然科学领域，也渗透进语言文字学。武汉大学中文系夏渌教授给我的信中写道：“东北出版了李蕴的《象数文字学》，并有名家作序，誉为‘另辟蹊径’，但实际是把《说文》解析某一字的字数，主观定为该字‘仓颉造字’的‘天机神数’，他得此天机，能破译全部甲骨文、金文。

“山东某大学某教师，吹嘘得到了‘破译甲骨文的密码’，从而认识了全部甲骨文。传媒广为宣传。

“把算命拆字的迷信和‘军事密码’之类的不相干的东西，套到古文字学科上，大搞神秘主义，以欺世盗名，报上竟大加宣扬，出版社竟准备逐一出版。本是人民群众造字，何来‘象数’和‘密码’？甲骨文三分之二以上，是未见于《说文》的，何得以《说文》有的某字字数，作为解开甲骨文的‘数字值’和‘密码 ’”。

“卖假药、假酒害死人，社科领域搞唯心主义的假科学，流毒青年和群众，同样害人不浅，该谁来管？社科领域也存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问题，‘打假’的问题。”“文科、社科组织既涣散，学会组织也不够严密，四川成都青羊宫的假《周易研究》为名算命诈骗案就是典型事例。神秘主义、蒙昧主义的东西，往往打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幌子，真假难辨，受害者惑于国家单位的支持，名人的吹嘘，‘国王的新衣’往往能风行一时，无人揭穿。学术界正气得不到扶持，歪风邪气插上名利的翅膀，如虎添翼，得心应手。实际上也存在一个社科研究的体制问题，领导和监督的问题，公开讨论的场所问题。”

语言学界的伪科学最恶劣的表现是徐德江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本错误百出的书和他在《汉字文化》上发表的一些同样是错误百出的文章。对此我已在拙文《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驳云林［出版徐德江坏书的科学出版社的责编王人龙的化名］的一些错误观点》（刊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教学》 1995年第2期）和《不要胡批索绪尔——评徐德江书文的一些错误》（刊大连外国语言学院学报《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年第4期）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蜚声给我的信中指出：“学术界的骗子等于盗贼，与出版社串通一气，是贪污腐化的一个变种”。天津师范大学外语部英语副教授顾钢在读到我的上述两篇批评徐德江和王人龙的文章后给我来信，指出：“现在学术界不是有没有骗子的问题，而是骗子有多少的问题。目前，急功近利的社会思潮孕育了一批骗子，其中不乏学术骗子。与别的骗子相比，学术骗子的隐蔽性和危害性都更大。他们往往拉大旗作虎皮，把质量低劣的‘学术’作品推向社会，骗取名利。在学术骗子中，靠剪刀浆糊欺世盗名的骗子自然可恨，那些自我标榜有‘创见’的骗子更加可恨。他们传播错误的观点，贻误一代青年。过去几十年才造成一个大师，而今天似乎一年就可以出许多大师。学问似乎越来越容易做，因此对这种毒化学术界的骗子必须给予毫不留情的鞭挞。”

不良学风的第三种表现是自我吹嘘和互相吹捧。自我吹嘘最恶劣的事例是自封为教授的徐德江，把他错误百出的观点自我吹嘘为“徐德江公式”、“徐德江学说”、“徐德江理论”。对此我已在拙文《80年以来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回顾和反思》（刊《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4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徐德江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将这种吹嘘进一步升级。徐德江在他任实际主编的《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第33页借法国一名汉语教师白乐桑之口，吹捧在巴黎举行的第27届国际汉藏语和语言学会会上他的连文题到内容都错误百出的发言《汉字是高级的书面语言》［①ｄ］“对汉语、汉字理论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其实，巴黎会议上一百余人都不屑于听他的发言，只有四个人参加轮到他发言时的会议：两个是分组会议的主持人，一个是台湾的学生，一个是我。我是专为批评他的发言而参加该分组会的。（详拙文《学术讨论时不应谩骂——兼评〈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的几篇文章》［①ｅ］）。接着徐又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 3期第49页自我吹嘘，说：“他……的论著……代表着当代［②ｅ］汉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遗憾的是，类似的无原则吹捧并非个别。海南大学教授鲁枢元的《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在语言学方面错误百出，严重歪曲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思想，还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我已写了两万五千字的长文《要运用语言学理论，必须首先掌握语言学理论》（刊《北方论丛》1996年第5期），对该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该书责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白烨尽管在该书序言中说他读该书稿时，带着挑剔眼光，却根本没有看出这些错误，相反在该序中吹棒鲁枢元具备“真诚的治学品格”，该书“是一部在角度上、立论上、语言上都卓有特色的好书”，“很光彩耀人”，并称赞鲁君在“语言学上”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思考”，称他为“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