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学界几个问题的思考(5)

可能是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曾经实际上推行过闭关锁国的政策，也由于我国汉语界的许多教师和研究工作者不能阅读外语原著，以致我国语言学界某些人仍对外国理论采取排斥态度。而且，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在一部份人中间，越是外语不好，越有排外情绪。当然，我国有些懂外语的人在介绍国外理论时有时没有选择精华，深入浅出，结合汉语实际，致使有些人觉得外国理论深奥，高不可攀，也有一定责任。其结果是现在海外华人（包括从大陆移居海外的学者）在借鉴外国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方面，有些人已走在大陆前面。在我国大陆出版的他们的著述有：（1）美籍华人屈承熹著：《历史语法学理论与汉语历史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2）美籍华人戴浩一、薛凤生主编：《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同上出版社，1994年）；其作者大部分为美籍华人；（3）南开大学石锋编《海外中国语言学研究》（语文出版社，1994年，其作者大部份是我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移居海外的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叶蜚声教授给我的信中写道：“适用于汉语分析的国外新理论，一般总是在国外首先试用。各国都有研究汉语的队伍，以华裔学者占多数。他们的研究动态和成果，往往为我们所忽视。他们身在国外，最了解国外的新理论，并且抢先使用于汉语，他们的著作反映出哪些理论适用于汉语，如何应用，成效如何。了解这方面的动态对我们有直接的参考作用。必须有专门的单位加以关注，每年作出综合的介绍。”

造成上述后果的原因很多。除大陆人材流失这一客观原因外，另外的原因是大陆部份学者认识上有上述偏差，我国大学中文系对外语和学习外国语言学理论不够重视，外语系则很少传授我国传统语言学知识，以致这两个培养语言学工作者的主要部门都有偏废一方的缺点。杨自俭教授在为《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增刊》所写的“写在前面的话”中也正确地写道：“从全国看，外语教师普遍不注意提高自己的中国语言文化水平，很多人不懂得，中文水平上不去，外语水平也不易上到较高水平的道理；学中文的教师普遍不注意提高外语水平，很多人不懂得恩格斯所说：‘要了解本族语言的材料和公式，就必须追溯这些材料和公式的形成及其逐步的发展；如果一不顾本族语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各种活的和死的亲属语言，那末，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9页［我根据德语原著，对中译文作了订正——伍铁平］）”。他在亚洲翻译家论坛论文《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中建议：“改造现有的中文系和外语系。在中文系提高外语的要求，在外语系提高中文的要求，都要突出中外文写作训练”。

值得大声疾呼的是，如果我们不正确处理好中外古今的关系，如果不大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听任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懂外语的知识分子大批地或流向外企，或流向国外，或不得不大量兼任业大、夜大、函大、电大等基础课程，没有时间从事必要的科学研究，难以提高业务水平；加之离退休人员增加，脱离教学与科研工作，从事非专业性工作；其结果，不仅海外华人的研究水平有可能超过我国大陆，外国人对汉语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也可能超过我国。例如，美国的白一平（自取中文名，英文名W.H.Baxter［1949-　］著有922页的巨著《汉语音韵学手册》［①ｇ］（Moutonde Gruyter出版社，1992年），独联体的Ｃ．Ａ．斯塔罗斯金博士（1953—　）著有724页的巨著《古汉语音韵系统构拟》（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9年）。我没有读到国内外对这两本书的评价。不论如何，外国人能写出这样大部头的著作，其中总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没有看到国内这几十年出版过篇幅这样大的音韵学专著，这是我们应引以为愧的。

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据韩国来我校学习的博士生说，韩国教师的地位和待遇都很高，学生尊敬和爱戴自己的老师如同对待自己的父母，因此韩国人以当教师为荣。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派到我国学习的人数极多。仅北师大就有七十余人。除十几人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学习基础汉语外，其他都在中文系学习汉语语言文字学或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或民间文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这种大规模地派留学生出国（均自费）的做法，必然大大提高韩国的学术水平。以人口比例计算，韩国派出的留学生的数目，比我国不知要超过多少倍。

举几个例子说明现在大学教师知识水平滑坡的现象：

（1）有位大学教师在其《超越语言》中将俄国教育学家乌申斯基（1823—1870）误作“苏联教育心理学家”；该书还有许多有违语言学常识和其他常识的错误。另一位研究人员在其《当代跨学科语言学》中则将乌申斯基误作苏联语言学家。还有一个著名大学英语系获硕士学位的讲师多次将“不可救药”写成“不可救要”。

（2）有位大学的副教授在其译著《列维－斯特劳斯》中将英法之间的“多佛尔海峡”误译为“多佛尔大街”。申小龙在其《语言的文化阐释》第209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上原封不动地重复这一错误。两个出版社的编辑都未发现这一常识性的错误。

这类知识性错误也见于科研机关和出版社中的高层次知识分子的译著中。例如：（1）有位研究人员所译的杰利·罗杰瑞（自取中文名）的《汉语概说》，至少有20％以上是误译，而且加进了译者的一些原则性错误论断（如说“汉语方言是不同的语言”；“汉字不合国家改革的需要”），糟踏了外国学者的一本好书。详见拙文《翻译科学著作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刊《外语与翻译》1995年第4期）。

（3）《拉丁语汉语词典》（1988年，第400页）将拉丁语的penis（阴茎）译为“男性成员，男会员”，因为该词典是翻译《拉俄词典》的产物，在俄语中мужской　член（阴茎）中的член有“器官”和“成员”二义。这种种被人们传为笑柄的错误都说明我国现在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素质下降。这类常识性的错误在文革前的出版物中较少出现，［②ｇ］所以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大力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文化水平和外语水平。

鲁迅在《二心集》中说过：“语法的不精密，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句话说，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语文教育，包括语法教学，是提高人们整个文化素质的重要环节，万万不可忽视。现在社会上不少名流写文章，经常不区分语言和文字，就是因为缺乏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因此现在有些大学、特别是业大、夜大、电大、函大的外语系，又将语言学概论课程砍掉，是极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