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学界几个问题的思考(4)

厚今薄古的思潮至今仍有反映。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语文建设》1995年第8期用显著位置发表的文章“语言文字工作的旗帜”。该文正确地呼吁进一步推行简化字、推广普通话、使用“汉语拼音方案”，正确地批评了反对这一方针的个别人，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人“在选择第二语言、第三语言时，汉语排在第五位、第六位”，［①ｆ］这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但与此同时，该文说：“现代化既有建设力量，又有破坏力量……回想近代中国语言文字的几次前进，是不是破坏呢？白话文就破坏了文言文，横排就破坏了竖排，挡都挡不住。现代化也是一种革命，它是不买你的帐的。你死抱着国粹，它就把你扔掉拉倒，什么国粹都没了。……用简化字还是用繁体字，是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谁影响谁的问题。我们先进，为什么要向落后看齐？”在我看来，这段话有以下几点欠妥：（1）五四运动后，白话文只是取代了文言文作为广泛使用的书面语言的地位，并没有破坏文言文。白话文是文言文的继续，二者之间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有许多相同的部份，前者从后者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至今文言文还是中学、特别是大学，尤其是中文系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钱钟书还用文言文撰写了有很大学术价值的四卷巨著《管锥编》。不学文言文，就无法研究、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的文化；即使是当今的文人学士，不学文言文，就无法从根本上提高运用书面语言的能力。现代优秀的白话文作家，几乎无一不具有深厚的文言文功底；（2）横排与竖排只是印刷排版的问题，同“中国语言文字的几次前进”是两回事，何况现在横排并没有破坏，也没有必要破坏竖排。我国大陆的图书固然绝大部分改为横排，但报纸的标题既有横排，也有竖排，可见竖排并未被破坏。（3）什么叫“国粹”？《现代汉语词典》对“国粹”的解释是“旧时指我国文化中的精华（含有保守或盲目崇拜意味）”［②ｆ］。笼统地说“谁死抱着国粹，它（指现代化）就要把你扔掉拉倒”，很容易挫伤至今仍在学习和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许多人的积极性。也许该文所说的“国粹”是指繁体字？那也很不妥当，关于这点，下面我即将谈到；（4）说“用简化字还是用繁体字，是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或把繁体字说成是“国粹”，很不恰当。一是我国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人至今还在广泛学习和使用繁体字；二是江泽民同志1992年12 月14日明确指示“海峡两岸的汉字，当前可各自维持现状（指台湾可继续写繁体字）；……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写繁体字，还是写简化字，应尊重作者的风格和习惯，可以悉听尊便”；因此把用繁体字说成“落后”、“国粹”，很容易伤害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使用繁体字人的感情。何况台湾尽管政治上落后，其经济和技术在某些方面并不落后，我们还在不断地引进台资，因此笼统地说“我们先进，为什么要向落后看齐”，似乎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对台政策。

另一方面，对待外国语言理论至今也有人持排斥态度。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1）申小龙竟然断言：“西方语言理论及其方法基本上不适合汉语的文化特征”（转引自戴昭铭主编《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第24页，《北方论丛》丛书，1994年，哈尔滨）。且不说“汉语的文化特征”的涵义不明；其实，申小龙自己的实践同他的这一见解也是相左的。他的《语言的文化阐释》（上海知识出版社，1990年）大量抄袭了国人介绍或翻译的外国人的著述。

（2）《修辞学习》1995年第2期发表了拙文《修辞学在西方认知语言学中有跃居首位的势头》，接着该刊第3期发表了复旦大学教授宗廷虎的文章《汉语修辞学21世纪应成为‘显学’——读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札记》。我们的这些论断是根据西方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现状做出的。看不到原著的读者不妨参看《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3期所刊赵艳芳的文章《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评介》，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上述说法绝非信口开河。《修辞学习》同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显学”问题的思考》。对这个问题进行学术讨论，是好事。遗憾的是该文给宗文扣上了“把老祖宗丢在一边”“凡事‘言必称希腊’”“以洋律中”等莫须有的帽子。宗廷虎在其《再论汉语修辞学21世纪应成为‘显学’》（刊《修辞学习》1995年第5期）已对该文进行了正确的反批评。我国对外开放、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不到二十年，我们对外国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包括修辞学理论）不是知道得太多，而是太少太少，因此上述帽子很不合适，不利于在宏扬祖国语言文字科学优良传统的同时，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把我国的语言文字科学推向前进。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言必称希腊”，是针对当时的教条主义者照搬外国革命经验，不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用那时的批评针对我国今天的语言科学研究现状，很不恰当。

此外，从根本上说，笼统地反对“以洋律中”，是不正确的。世界上的语言虽然有民族特色，但是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语言的共性通常大于个性，这正是不同语言均可互译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详见前面提到的拙文《要运用语言学理论，必须首先要掌握语言学理论》）。在修辞方面，共性更多。我们所知的语言都有共同的辞格就是明证，只是辞格的表现方式往往因语言而异。关于语言中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于全有的文章《语言研究的个性和共性与文化语言学的价值取向》（《语文研究》1995年第3期）说得很好，可参看。关于语言研究中的各种关系，王宁教授给我的信中说得很好：在当前语言文字研究中，“忽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导研究，把现实与历史对立起来的有之；把国内与国外对立起来的有之；把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的有之；把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的也有之（按后一对立是申小龙观点的主线——伍）。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杨自俭教授在《山东外语教学》1995年第1期所刊《关于语言研究的几点想法》说得也很好：“语言研究要处理的关系主要有外国的和中国的，历史的和现在的，理论的和应用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在处理这几种关系上我赞成走中庸之道，就是说要两者并重，或者叫两手抓。我们所走过的弯路、所犯的错误，差不多都是偏离了中庸所造成的，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真理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科学的进步依靠处理好矛盾双方的关系”。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沈家煊给我的信中写道：“目前某些从事汉语研究的人有过份强调汉语特点的倾向，对语言的共性注意不够。有些人甚至认为汉语是十分特殊的语言，跟世界上其他语言都不一样，西方已有的语言理论对汉语根本不适用，使研究者误入歧途。这是一种很狭隘的观点，既不利于汉语研究的发展，也不利于理论语言学的发展……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对国外已取得的成果借鉴不够，过分强调汉语的特殊性，用西方语言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种老生常谈来代替严谨的科学研究。这是在走回头路，不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