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创作后期的文化阐释视阈：走向融合和跨(2)
2013-06-14 01:09
导读：4、2 沈从文文化阐释视阈走向融合： 从文化选择的困惑到华族文化整体意识的归聚 4、2、1 反观之镜的破碎与文化选择的再次困惑 无言的哀戚实际上显露
4、2 沈从文文化阐释视阈走向融合：
从文化选择的困惑到华族文化整体意识的归聚
4、2、1 反观之镜的破碎与文化选择的再次困惑
无言的哀戚实际上显露了沈从文文化身份再次迷失所造成的再次焦虑。作为湘西区域文化的代言人，自己引以为自豪的古朴而具有原始生命活力的湘西文化在面对强势文化的同化劲头下不堪一击的情形，他确实痛苦。每种文化有其优美，如湘西文化的古朴人性更符合人性的感性生活，但也有其弊端，即存在着“人性中的堕落处”。“如果我们自觉地参与到一种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对创造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这也会使我们领悟到，每种文化传统，都有其武断性和局限性。”[67]这种人性的堕落体现在沈从文1933-1934年间重回湘西的耳闻目睹所思中。反光之镜的破碎的事实严重刺激了保留在他内心深处的民族的自尊。这种苦痛使他再次面临着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面临着对湘西的文化理解与文化阐释视阈的重新选择。认同问题关系到沈从文作为个体、湘西土著作为族群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确立自身身份的尺度。高更的画名《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向何处去？》三个相关的问句恰切地表达了此时沈从文文化身份迷失的焦虑意识而派生的自我咨询。这种历史根脉的叩问，立足点的寻找，方向感的确认，这些凝聚于一点，就是文化身份与自我的认同。“认同危机”最重要表证的就是失去了这种方位定向，用不知道自己是谁来表达认同危机。这个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与突破具体体现在沈从文对自己文化阐释视阈的质疑、调整与重新确立上，这意味着沈从文过去的生活体验和所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念受到挑战。
4、2、2 从湘西本土文化阐释走向历史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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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从一个湘西本土文化持有者、理解者和文化阐释者实现了跨文化身份的转换，因此他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跨越汉——苗、城——乡、古楚感性文化——儒家理性文化二元对立。这种立场、角度、出发点的调整，推动了沈从文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再次转换，必然会带来对湘西文化新的理解和新视阈下的文化重释，因此促成了对传统的再发现和再认识。（1928—1931年）上海时期沈从文是在用激情展示湘西土著民的本真感性生活和恒常永久的人性，（1931—1937年）青岛、北京期间他更多的是在把“过去”和“当前”的对比之中，揭示文化中“变”的成分，而变的原因在于现代文明的入侵以及本土文化内部的历史进化所致。在这双重背景之下，他艺术地见证了人性的嬗变，见证了民族品性的变化。沈从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历史理性尺度之间的冲突，正是沈从文文化困境的来源。在创作后期，沈从文是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上去重审他在上海时期所展演的湘西古楚文化感性生活各种形态，这是沈从文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之途。理解一种文化特质需要一种历史视阈，历史视阈的获得并非靠我们把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中，而是为了能把自身置入一种处境里，我们首先必具有一种视阈。换种说法，如果我们把自己置身于某个他人的处境中，那么我们就会理解他，这也就是说，“通过我们把自己置入他的处境中，他人的质性，亦即他人的不可消解的个性才被意识到。”[68]自身置入历史处境意味着克服我们自己的个别性，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是一种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超越狭窄视线，拓展自己的视野，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去观看，在历史具体情境中走向视阈的变更和融合，这就是一种历史理性。有了历史理性，才有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的力度和深度，“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与否认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69]欲走出困境，必须使文化阐释视阈超脱于民族本位立场，用历史理性的尺度去打量民族文化。因此隐匿其苗少数民族身份，理性介入他的文化理解与文化阐释视阈是沈从文的必然的文化选择。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他首先是把人性的“常”放在湘西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中去思辩的，而湘西这种古朴的文化模式是属于自在自发的传统文化之例。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表达他的看法：“任这条河流，却告诉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竟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种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情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的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70]“平常日子都在这个地方，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地把日子过下去。每日看过往船只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同水鸟。……然而整个说来，这些人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地各在那里尽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71]沈从文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认识到了湘西文化“常”的内涵和“变”的必然性。当时湘西区域文化是自在自发的，这种文化没有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的空间，人的行为是以重复性的实践为特征的，它直接地被那些世代自发的继承承下来的传统习惯、风俗、常识、经验、规则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等所左右。这些带有感性的、非理性色彩的因素通过家庭、教育、社会示范、模仿类比等图式自发地渗透到一代又一代日常生活主体之中，成为直接左右人的活动的“生活的样法”。显而易见，这些因素正是我们所说的自在自发的文化因素，于是这种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自发性与传统文化的惰性、保守性，达到了契合，重复性和自在性的日常生活为具有稳固性和惰性的传统文化因素提供根基和寓所，而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日常生活的重复性与自在性。沈从文突破了湘西文化本土阐释视阈的局限，深刻认识到湘西这种自在文化保守性、惰性、自在性和重复性的特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自在自发文化由于缺少发展和进步，才导致湘西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和族群停留在自在自发和消极被动的层面上，这些传统文化因素在湘西日常生活层面的过份强大，使社会陷入徘徊甚至停滞的状态。因此，沈从文面对美丽的湘西，总有一种哀苦和忧愁，“美丽总是愁人的”。他在《湘行书简》中阐述：“多动人的图画，提到这些时我很忧郁的，因为我认识他们的哀乐，看他们也依然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我不知道怎样总有点忧郁。”[72]沈从文从本土文化阐释意识到历史理性高度说明了沈从文的文化理解阐释身份的全面置换，也揭示了沈从文文化阐释的方法的自觉更新。他在上海期间以湘西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以“地方性”知识为武器，对湘西本土文化进行深度描写，用他的作品展演了湘西古楚文化熏染下的粗犷、原始、本真、崇高勇和力的真实的人生和异城文化特质。而此时青岛北京时期，他更识在历史理性的科学角度去进行文化观照、理解和阐释。这是一种主、客位研究方法的结合。“客位研究是研究者以文化外来者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以科学家的标准对其行为的原因和结果进行解释，用比较和历史的观点看待文化志提供的材料。这样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要求研究者具有较为系统的知识，并能够联系研究对象实际材料进行应用。”[73]刘洪涛在《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一文中对沈从文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转换作如下分析：“沈从文1928-1931年上海时他张扬的是湘西世界蛮荒的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以及旺盛的情欲，他的湘西地方意识和苗族意识开始觉醒并得到了强化；”“1933年，沈从文来到北京，多种因素促使他放弃了以‘苗族作家’身份从事写作的念头，他逐渐丧失了对苗族浪漫传奇、张显苗汉文化冲突的兴趣。事实上，即使是在上海时期，他也没有坚定的对苗族文化的归属感，选择苗族身份，多半是出于叙事策略。当他越来越认同‘中华民族’，苗族的身份就成了障碍，于是，此后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到北京后的沈从文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换，由苗族到汉族，由关心国家内部的民族对话，转而充当整体上的‘中华民族’形象代言人”[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