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灾防灾研究
2013-06-13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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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防灾研究减灾防灾是全方位考察一个时期荒政的重要
减灾防灾研究
减灾防灾是全方位考察一个时期荒政的重要依据，也是救灾赈灾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更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因此，从仓储、水利、森林三个主要方面考察民国前期湖南的减灾防灾问题，将有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荒政进行总体把握。
（一）仓储
仓储是中国历代社会一项重要的减灾防灾举措。在米珠薪桂的灾荒年月，仓储具有稳定农业生产、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因此，积谷备荒历来被统治阶级视为“救荒之本”、“国之大事”。清初，仓储制度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形成了种类各异、功能多样的仓储格局。然而到民国前期，由于政局混乱，经济凋敝，“全国旧有谷仓大都破败，仓制式微，继之而起者，尚无健全之制度”[1]（P457）。
湖南虽为鱼米之乡，但近代以来，随着人口总量不断增加，土地拓垦渐趋饱和，水旱灾害愈益频繁，洋米进口规模日大，到民国前期时，湖南足“天下”之盛名早已淡去。不过，由于农业生产方面诸多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民初几年，湖南仓储存量在全国范围内仍略占优势。以省仓为例，“民国初元，尚存谷八九十万”[2]。因此，民初湖南尽管灾害频至，其为患却相对轻微。这种状况虽是众多御灾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仓储作为御灾合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政府已无暇顾及仓储。从总体上看，湖南仓储存量日呈减少之势。“民元以后，储政渐遭破坏，各地公私积谷，或为军队提用，或被土匪劫掠，或因管理不善，或因年久失修，以致倾圯无存者有之，存者亦多名不其实”[3]（P317）。特别是“自民国六七年以来，合南北军士数十万，坐食两三年，张敬尧又放出谷米百数十石，以致全省盖藏悉空”[4]。到20年代，这一重要的减灾防灾机制已近乎瘫痪。不可否认，省政当局对储谷备荒的必要性是有所认识的，但他们忙于争权夺利，各种积谷措施仅限形式，而无实绩。1921年辛酉大旱，赵恒惕政府的当年预算，军费达1400万，政费300万，而对于救荒填仓，政府却不列经费[5]（P326）。官方对积谷不甚关心，仓储衰败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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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城长沙来看，省仓积谷一般为30余万石，但到1921年辛酉大旱前后，省仓仅存谷3万余石[6]。而整个省会所存，也不过10余万石，仅供1个多月民食[7]。省仓的管理废驰更是凸现了这一明显变化，“省仓颗粒无存，近数年来，政府照例委任省仓管理处委员，而管者尽是空仓，每月开支不下千余元，所有仓廒，数年不加修理，大率被毁。……现在空仓十余栋，该委员仓丁人等因无款领，将仓廒间成房屋，佃人居住，按月收取佃洋，作为薪工火食之用，政府亦不过问世”[2]，“自谷石提尽之后，省仓管理处招牌仍然存在，委员仍旧委任，委员薪金公费以及仓丁公役饷项，每月开支约数百元，由财政司按月发给通知书，无现可兑，该仓丁公役人等不能生活，遂将仓屋间成房舍出佃，藉以图谋生活，所有一二三四五号仓廒，由公家拨着防疫医院址，六七八九十号仓廒，拨着
音乐社址，其余仓廒全数折毁者有之，折去大半者有之，完全存者惟四十八号至五十九号止，共十一座，尚可储谷”[8]。省仓处境如此之艰难，仓丁生活如此之潦倒，生动地反映出了湖南仓储之衰败。
从各县来看，情况更是如此。辛酉大旱前后，平江“城内沈军，日需米石四五十石，柴二万斤，油盐零星杂项，不可胜计，全计城内所存公私谷仅五千石，不独将来无米为炊，目下难关，实已无从飞渡，惟有坐以待毙而已。此犹就城内而言，而若南乡一带，湘军环扎，已将各地积谷开仓，接济军米”[9]，“沈军给养，前借殷富谷三千石，嗣增加四千五百余万石，复责令各米店供给数百石，城内外仓储业已罄尽”[10]。1922年兵灾，耒阳“适当冲要，以弹丸黑子之乡，为枪林弹雨之地，人民之颠沛流离，已属呼号遍野，而数百年之常平仓谷，供给军需，颗粒无存，十室九空，元气尽丧”[11]（P24）。据《湖南通俗日报》等报刊记载，临湘、通道等地也是仓空如洗，颗粒无存。全省各地仓储情况与长沙类似，而兵燹所及之区破坏更为严重。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也有个别地区对积谷备荒表现出了一定的重视。1921年，慈利县议会拟定《慈利县经营积谷简章》，南县也拟定“办理积谷简章十条”。但在当时的时局之下，这些积谷备荒的章程往往徒具空文。个别县份虽略有起色，也多因政局动荡，兵事频繁而废驰。湘西保靖最为典型，1923年，湘西巡防军统帅部训令保靖县筹集社谷，年底，捐谷629.5担，1924年陈渠珍又在保靖筹集社谷，然而1925、1926两年，熊克武、杨其昌率部10万余人，先后进驻县城两月，城乡积谷被食用一空[12]（P251）。
不难发现，20年代，湖南仓储已遭毁灭性破坏。辛酉旱灾导致灾民遍地，死亡盈野，其重要原因便是社会普遍缺乏仓储的有效保护。对此，时人感叹，“此年以来，或由经手侵吞，或籍办学自治等名目，擅行挪用，或以军差浩繁，不得已而腾挪暂借，或竟作盗粮，盖藏即虚，饥馑荐至，本届春灾之恐慌，亦正因此”[13]。与民初相比，20年代湖南水旱交乘，重灾叠至，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悲惨的社会现实更加印证了仓储衰微的历史事实。
（二）水利
水利是农业生产有效进行的重要保证，当然也是减灾防灾的关键之一。
这一时期，省政当局对水利行政给予了一定的关注。1912年，洞庭湖区大水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下令设立湖南省土木工程局管理湖田水利，设立督办滨湖堤工水利总局，办理溃垸修复和堤工事宜；1915年，应北京水利总局规定，湖南设立水利分局，并兼管湖区垦务；1917年，设清理湖田局，专司垦务，对熟田淤洲勘丈发照，水利分局则专司水利；1921年，改清理湖田局为湖南省水利局；1924年，由湖田清理处管理湖田事宜；1926年，改设省建设厅，兼管水利行政[14]（P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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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出于海关、航运的需要，该时期中外人士开始对河流进行水文观测。扬子江水道委员会于1923-1924年分别在湖南永顺、永州设立雨量站，按月报送资料，监测酉水和湘水。从1925年开始，该会（后称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在省境布设水尺站3处（芦林潭、丁字湾、茈湖口），流量站8处（城陵矶、湘阴、濠河、临资口、益阳、常德、安乡、澧州），含沙量站2处（城陵矶、湘阴）[14]（P344）。从1924年开始，长沙关在湘阴对湘江、在沅江和益阳对资水、在津市对澧水、在安乡对安乡河进行水位观测[15]（P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