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灾防灾研究(3)
2013-06-13 01:23
导读：尤其要指出的是，随着湖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木材作为重要商品大量流入市场。据统计，省内外大小木商达数千家之多，而市场销售的湖南木材数量，19
尤其要指出的是，随着湖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木材作为重要商品大量流入市场。据统计，省内外大小木商达数千家之多，而市场销售的湖南木材数量，1914年约为80万两码，之后连年增加，从民国前期到抗战前，每年基本维持在180万两码[25]（P51）。如此状况，即便是森林较密的湘西，到20年代亦不堪重负。据1925年资料所载：“山林深密，湘西各属，弥望皆是。查近年有森林之家，多因营利，被砍殆尽，而乡里贫富，亦多偷采柴薪，大有童山濯濯之概”[20]（P166）。以桑植为例，许多农民为躲避兵匪，逃往深山老林，刀耕火种，毁林开荒，加以利用澧水、溇水流送木材较便，外地木商相继入境，据调查，每年运往津市、合口的杉木不下万两码，因此，全县森林面积急剧减少[26]（P157）。伴随着木材年产量的不断增加，森林资源被破坏的程度大大加剧。
至于植树造林一项，直到1936年前后，“每年各省、县会，仅择其附近山地，或原有林木之区，种植少数不相干之树苗，事后之保护与补种，既未注意，而树苗之成活率如何，亦不多问。就一般估计，植树节植树之成活率几乎低于百分之二十。故虽连年植树，而树木之数实未见其增加，年来林地面积，匪特未尝扩拓，且有逐年缩小之势”[1]（P488）。30年代时，植树造林尚且如此，民国前期湖南政权更替频繁，这项举措的实效更不待言，期间虽被偶尔提倡，却多半雷声大，雨点小。
概而言之，民国前期政局动荡，政府根本无暇顾及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随着人口总量进一步膨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木材消耗规模日见扩大，乱砍滥伐日趋严重，毁林开荒日益加剧，加上战乱焚烧砍伐以及火灾、病虫害、风、雪、冻等灾害，民国前期湖南植被日渐萎缩。到1925年，水利人士在《拟议预防湘省水旱方案》中指出：“年来湘省森林残败，遍山裸露，无所掩盖，风雨山水，从而濯之，石砂泥泞，随水逐波，远达洞庭”[20]（P166）。时人的如是述说可谓切中了当时森林现状的要害。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现代科学表明，生态效应与经济效应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一致性。保持了生态平衡，就会提高生态效应，从而取得良性经济效应，最终达成两方面利益的契合；反之，只重视短线的经济效应而忽视生态效应，最终会因生态破坏而使经济效应大大降低。民国前期湖南的社会现实无疑印证了这一点。由于森林对水旱灾害强度的调节作用日益萎缩，“洞庭日浅，水灾益多，森林荒废，气候失调，泉水枯竭，旱灾亦盛”[20]（P166）。民国前期湖南森林日益残败，对无年不灾、无处不灾的社会现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近代以来，社会日益近代化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其部分成果必然渗透到减灾防灾体系之中，如交通工具的日益增多、对植被作用的科学认识、水文观测和研究等等。但客观地讲，这些近代化的印迹并不足以大幅度地提高民国前期湖南的减灾防灾水平。
实际上，这三项减灾防灾措施的效用的发挥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减灾防灾是一种经济行为，而良性政治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政局动荡，经济凋敝，仓储必定减少，水利必然废驰，森林必遭毁坏。一旦祸从天降，缺少减灾防灾体系防护的广大社会必然灾伤深重，民国前期湖南有灾必荒的现实可谓是这种现状的真实写照。
减灾防灾体系的几近瘫痪意味着赈灾救灾失去一个重要保障，这必然使得赈灾救灾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而增加赈灾救灾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