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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人的审美意识
从魏晋人的审美实践活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对“超越”与“世情”的两极追求，似乎矛盾但却合而为魏晋人完整的审美历程。从这种实践中抽象魏晋人的审美意识的特征同样可以得出两极性的结论——人的审美观念在物累与放达之间游走，而其核心就是牵连这两极的“任我”的观念
(一)审美意识的核心:任我
当代生命美学认为：“审美是一种最高的生命活动”[18]魏晋人审美意识的“任我”体现了魏晋人对“我”的生命的发现和确证，因而富有美学的意味。“任我”就是任自然、任自由，它能够统括魏晋人审美意识的诸多概念，诸如：率真、任性、风流、自然等等。把自我作为美学关注的中心、凸现个体的人，是中国古典美学在魏晋觉醒的标志，也是这种美学观念可以在今天得以继续存在的依据。
“任我”概念在哲学上的提出反映了魏晋人在那个乱世中对于全身保性的需要。在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和《列子•杨朱》篇中可以找到这一思想的表述。“任我”的语源是魏晋时期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庄子的本义在探讨绝圣弃智，要求人民不要学习和模仿任何知识，因为模仿是有害的。向郭注说：有些人“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无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此愈近，彼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19] 还有，“爱生有分，而以所贵引之。则性命丧矣。若乃毁其所贵，弃彼任我，则聪明各全，人含其真也”[20]模仿别人，不仅不能成功；而且正由于模仿别人，就极有可能丧失自己的自然本性。这是模仿的害处。 所以模仿是无用的，没有结果的，有害的。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是“任我”，这也就是实践“无为”。[21]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向、郭是魏晋时期的人物，他们对庄子的意思有所发挥，具有魏晋时代的特点，“任我”是向、郭的独创，它指向的是人们在纷繁复杂的外事诱惑之中，丢弃一切看似宝贵的东西而任从自己本性的发展，保持心性，含其真纯。在魏晋时代那样一个混乱溷浊的时期，许多魏晋士人做到了不随俗而趋，“弃彼任我”，显示的正是如冯友兰先生所讲的“风流”的品质。缘于“风流”更主要是对一种美学风貌的描写，并且在今天的约定成俗的语言规范里又包含了“性”（SEX）的含义，本人更倾向于用“任我”来规范魏晋人的审美意识。
“任我”在公元三、四世纪的两派新道学家的解释里又有不同的含义：新道家的主理派以向郭为代表，强调遵从理性而生；新道家的主情派以杨朱为代表强调任从冲动而生。
任从理性而生，在魏晋时期是名理派所执的，然而当时并没有占据主流的位置，《世说新语》里提到名教对任达者的批评：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世说新语•德行》）乐广讲的“ 乐地”，那种理性带来的快乐也是在宋代的新儒家那里才得以发扬。并不代表魏晋时代的特色。本文不欲多加涉及。
任从冲动而生的思想，在《杨朱》篇中有极端的表现。这篇论文经过后来学者的考证认为不是先秦时期的作品，而是产生在公元3世纪代表的是魏晋人的思想。此篇有一段是关于如何养生的对话：
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膻。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往。”“凡引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管夷吾曰：“吾既告子养生矣，送死奈何？”曰：“送死略矣。•••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进之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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