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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人的审美意识(2)

2013-06-10 01:04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世说新语•简傲》)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嗜酒成性，酒已经成为他的生活和人格的一部分，可以说在《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刘伶，如果没有酒的参与，也不会产生那些生动的故事。其妻出于对他健康的考虑不惜捐酒毁器，涕泣相谏，然而她忽略的正是刘伶天性中的籍酒而“任我放达”的一面。刘伶小施伎俩便又使自己嗜酒的天性得以遂行，还不忘为自己的任性而为表白一番：“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这则故事里刘伶任从了自己的物欲冲动，但他所要任从的更是与他的心性密不可分的东西，你可以说这其中含有机智、率真、任性、风流、自然等等的成分。
第二则所凸显的“任我”的意识反映了魏晋时期特定的政治局面中个体对自我独立状态的坚持。在皇帝在场，坐席严敬的场面中，阮籍的“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一举一动中透着对礼法与权势的不屑，仍旧照着自己的性子来行事。这份“任我”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第三则山阴王子猷“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故事更好地说明了魏晋人的“任我”的心性，这则故事细致地描绘出了王子猷在自然雪景引发下眠觉、酌酒、四望彷徨、咏招隐诗、忽忆隐士即刻便“夜乘小舟就之”的向往归隐的“冲动”。他在时间上的迅速决断正体现了这种冲动的不可遏制。但或许是一夜舟船上在大雪晶莹的世界里他已经满足了这种冲动，所以，他潇洒地一转身跟随另一个归家的冲动回去了。王子猷不仅在魏晋美学史上留下了一个绝美的身姿，而且他在这个行为中所秉承的意识——一切随性，任从美好的冲动而生正是我们所要抓取的魏晋人的审美意识的核心——“任我”。
魏晋人的“任我”的意识主要秉丛“任从冲动而生”的思路，虽然“任从理性而生”遵从礼教也能带来某种功利上的满足，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样做却是显得有些虚伪的，如：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具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世说新语•德行》)
同样是面对的是失去亲人的悲伤，任从理性的人如和峤就会遵照儒家孝道之礼“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24] 尽力做好时人认为的一个孝子应该做到的事：“毁不灭性”、“哭泣备礼”，讨得了一些世人的同情。而任从情感发泄的王戎却不管丧礼的完备，哀毁骨立、鸡骨支床，以至带来了“灭性”之讥。刘仲雄看出了前者的矫情和后者的真恸。以丧葬之礼为衡量标准，和峤是丧亲的哀伤受制于礼数的规定，王戎却是任从了自我情感的巨痛的冲动，前者“神气不损”，后者“鸡骨支床”。孰伪孰真，细辨便明，所以刘仲雄对武帝说，你不应该担心和峤而应该担忧王戎。
从上引事例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遵从情感的冲动才能显出魏晋人“任我”的真挚与美感。《任诞》门所记载的故事乍看之下荒诞出格，难以用平常的道理加以解释，细读之后才能在字里行间寻出一股人性本真的清凉风气。他们的言行举止，正如庄子所说的是“畸于人而侔于天”[25]他们在不同于流俗中效法的是自然而然的人的本性。
上一章，我们分析魏晋人的审美实践活动的时候，总结出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和在乱世中对生的迷恋，导致了他们的审美实践的领域跨越了行而上的追求与世情的执着两个层面。我们总结魏晋人审美意识的时候是不能舍弃这两个因素的。“超越感”和“真情感”正是定位魏晋人审美意识——“任我”的必不可少的两个坐标。你看刘伶的超越中所包含的的宇宙意识，你再看他应对从容中的机智灵敏，你看王子遒的潇洒身姿，你再看王戎任情而恸的骨立哀毁，他们所展示的那种超乎形象的、寓于智慧的、保持真情的、顺乎本我的审美风范正是魏晋人的“任我”的生命审美意识一种张扬。

（二）“任我”的现实维度: 在物累与放达之间游走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任我”作为魏晋人审美意识的核心，在美学的意义上体现的是魏晋人对个体生命的能量的信任，也是对人的心灵的本来状态——老庄所谓“赤子”之心的强烈认同。它含有一种对个体生命的美秒体验的召引的诱惑，使得人人皆欲作达。但这种想念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完全实现过。社会历史的变动不安性，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外在和内在的蒙蔽不时地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任我”难以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时时实现。
在现实的维度里，做到如“圣人”一样的“应物而无累于物”[17]“有情”而不“累于情”毕竟只是一种美好的想望。从《世说新语》的世界里看魏晋人的审美意识，他们的“任从冲动而生”的意识是那么的强烈 ，这种“任我”的审美观念更富有人间的气息，他们在“任我”当中一方面任凭着情的牵引，另一方面努力地消解着情的重负，欲图超越。他们展现的是魏晋人在物累与放达之间游走的审美取向。它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任我”如果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概念而是要在现实的审美实践中被广泛应用，那么它就摆脱不了这种矛盾性的标识。我想，或许正是这种矛盾性，《世说新语》所呈现的魏晋人的审美意识才更加富有迷人的魅力。
《世说新语》里有许则涉及阮籍的文字，他的形象也是较为丰满的。阮籍是竹林七贤里的代表，在七人当中年龄稍长，史书上讲他“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 [26]虽然“自然高迈”，“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深所仇疾”[27]但一直为司马文王所保护，得享寿终。可见他与当时的司马氏家族的关系也较为微妙。这样的一个爱好庄周的人是怎样“任我”而生的呢？综合《世说新语》里面的一些事例，我们发现了阮籍的审美意识是最富有矛盾性的，他的一生就是纠缠在物累与放达之间，呈现出矛盾的风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