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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与减灾备荒研究

2013-06-07 01:23

绅士与减灾备荒研究

赈灾作为临事之举，属消极的灾后救济行为；而备荒则是主动的进行灾前预防，以尽量避免或减少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备荒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灾情的轻重，灾害对社会破坏力的大小。狭义的备荒仅指仓储而言，广义的备荒则应包括自然灾害发生前人类一切能对灾荒产生影响的社会活动。本章从备荒的角度来论述绅士对灾荒造成的影响。

第一节 逐利之风对备荒的影响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传统士人的立身之道，可以集中概括为以“重义轻利”为价值核心、以“士志于道”为社会职能的“道义立身”观念。围绕这一核心，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行为规范。宋明以降，由于这种儒家的为士之道符合统治者德治天下、教化民众的需要，因而作为官吏士人的应备素质，受到统治者的提倡。明清沿袭唐宋的科举制度，通过儒学经义的考选来取士任官，就是以功名利禄来吸引士人培植这种素养的制度保证。
科举制度“以利禄载道义”的机制，使读书——科考——入仕成为一种谋生职业，民间为士者则从自身实际生存需要出发，形成了与“道义立身”观念不尽相同的世俗观念。这种世俗观念看重的是由读书而能得到不必体力劳作的衣食之禄，乃至身家富贵的“利禄”。“为了追名逐利，科举驱使士子们把儒家典籍当作改变自身命运的‘稻草’，与其说他们热爱重视儒学不如说他们更热衷于儒学能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学习研究儒家典籍不是目的，其真实目的是把它当作自己步入达官显贵的手段和凭借。”[75]宋明以来民间大量流行的蒙学读物、劝学格言、训子箴语等，都反映了这种通行的世俗观念。如“读书，起家之本”，[76]“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等等。[77]

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当官，为了获得俸禄，因为“当官不仅是最荣耀的职业，而且几乎是获取巨额财产的唯一途径”。[78]但政府提供的官职毕竟极为有限。随着科举制的发展，仕途日益壅塞，“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79 ] 晋升道路的艰难，使大部分士子终身与仕无缘而只能滞留民间。他们虽有功名头衔，然而这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很远的东西。士虽贵为四民之首，但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又很难用来分辨富贵。 既然无法靠当官领取俸禄来谋生养家，绅士们便不得不为自家生计操劳奔波。于是自元明以后，士人中出现了肯定“儒者治生”，即肯定士人应求身家衣裳食养的议论。自元代大儒许衡提出“儒者以治生为先”，到清朝前期也有数位学者文士（如陈确、全望祖、戴震、钱大昕等）持“儒者治生”之论。[80]
“读书发家”和“儒者治生”的世俗为士观念是“由义求利”，重心在求得身家衣食生存之利，这与儒家正统伦理“重义轻利”重心在“义”有所不同。这种观念的产生，除与科举制度造成入仕之路狭窄，越来越多下层绅士无法以读书为谋生手段获得财富而使自身经济生活陷入贫困外，也与明清盛行的捐纳制度有关。捐纳使富者“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缙绅”，[81]是获取功名的南山捷径。用财富换取功名比寒窗苦读来得快，来得容易，并能为获得更多的财富创造的条件，这也刺激了士人为士观念的重心由“义”向“利”的转变。加之政府赋予绅士的种种特权为其逐利活动提供了便利，遂导致明清时期绅士逐利之风日炽。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明初，绅士阶层并没占有多少财富，“宏正以前仕宦至尊显，亦居无连栋，田不半井，及返初服，至不能自存。”[82]明朝中后期，随着明初几位强有力的君主去世，官绅们故态复萌，不仅与地方官府吏胥勾结，施展种种手段，将劳役负担和土地税的全部或部分转移到穷人头上，还积极参与土地兼并，以至于出现：“官豪势要之家，其宇连云，楼阁冲霄，多夺民之居以为居也，其田连阡陌，地尽膏腴，多夺民之田以为田也”。[83]
绅士阶层对农民的剥削造成贫富极为不均，明朝清官海瑞认为绅士之富有是建立在百姓之贫穷基础之上，他尖锐地指出：“上人作兴乡士夫，而辄有以与之者，非从天而降，从地而出也，一取之民而已。俗称一富败三村，昔之士子，计所获不甚多，虽居官日久，无大积蓄，故当时之民，殷殷屯屯，人衍家富。今之士子，今之居官之人，所得较前十百千万矣。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丰于此必歉于彼。乡大夫则富若此矣，而欲小民之裕于衣食也，其可得乎？乃今小民困苦之多，乃今乡大夫富足之多为之也。”[84] 足见当时绅士逐利风气的兴盛。
明儒顾炎武把绅士讽刺为“病民者”，他说：“天下病民者三，曰乡宦，曰吏胥，曰生员。凡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全归小民。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一县之地，有十万頃而生员地五万，则是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生员之地有九万頃，则是民以一万而当九万之差，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而生员愈重，富者营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以逃且死。故生员之于一邑，无丝毫之益，而有邱山之累。”[85]
清初，鉴于士绅利益的大肆扩张是晚明失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巩固政权的需要，清廷曾一度严厉限制绅士特权。绅士的优免特权被缩小，蓄奴权被取消，严格禁止绅士干预地方事务，缙绅力量出现萎缩。“乃自康熙而后，士鲜大魁，民无巨富，凡登仕版，终少锦衣归；稍有田产，旋非素封之旧，家道则起落立见，子弟亦贤愚并生。”[86]但随着清王朝政权的逐渐巩固，满汉地主阶级旧态复荫，逐利之风又兴盛起来。康熙四十三年上谕称：“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几何？”[87]乾嘉之际，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更加严重，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指出：“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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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分配关系愈是不平等，不仅其实际人口容量距离按人均资源量计算的统计意义上的人口容量愈来愈远，进而还会愈来愈严重地削弱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加剧人类对资源、环境的不合理开发，进一步降低资源的人口承载力。绅士阶层大肆追逐私利，不仅使国民财富的初级分配向绅士阶层倾斜，造成社会极为不平等，从而削弱了政府与下层社会的抗灾能力，也使绅士“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的社会责任相对退化，“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89]大多数士人除却关心自身利益外，缺乏对社会与政治的关注意识，灾荒来临时也只顾自保身家，更有甚者还有不少劣绅侵吞救灾物质，大发灾荒横财。如“某某寒儒，充团总十余年，遂至田连阡陌。其余侵蚀公费及团社积谷者，不一而足。无怪一遇凶荒，遍地棘手，坐以待毙也。”“仓储之匮，不匮于官，不匮于民，而匮于经理之首事。”[90]清儒恽敬面对绅士道德的滑坡，主张应对绅士阶层严加监督管理，认为士是社会治乱的关键，他以抱怨的口吻说，“重督士则士不乱，士不乱，彼十民者安得而乱之”。[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