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与减灾备荒研究(2)
2013-06-07 01:23
导读：从历史上看，每个朝代中后期灾荒似乎越加频繁时，其实并非自然条件或气候发生了大的变化，而是小农经济在沉重的封建剥削压迫下，已变得十分的脆弱
从历史上看，每个朝代中后期灾荒似乎越加频繁时，其实并非自然条件或气候发生了大的变化，而是小农经济在沉重的封建剥削压迫下，已变得十分的脆弱，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明清中后期，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密，灾害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这与绅士阶层势力膨胀、逐利之风盛行而导致社会整体抗灾能力日渐衰弱有着必然的联系。可见，天灾造成了人祸，人祸加剧了天灾——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之中，确是一条铁的规律。
第二节 重农与备荒
自然灾害的最大社会后果是破坏生存资源并导致饥荒的发生。在农耕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要解决饥荒问题，根本的办法只能是大力发展农业，重视粮食生产。中国古代频繁的灾荒，为重农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农政策来自历代对灾荒的经验，是为了对抗灾荒而提出来的。
汉朝贾谊在总结灾民的生活经验和教训时，得出了著名的重农主义结论：“旱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尤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猝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御之。……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古之人曰：一人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今背而趋末，食之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大命将泛，莫之振救。”[92]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被誉为“农业科学技术史上的巨著”，其中荒政问题篇幅就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清朝魏禧认为预防灾荒的第一要务就是重农，所谓“农者，粟之本”。[93]可见古人谈起重农，莫不与灾荒挂钩，只有重视农业，才能为备荒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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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重农主义与政治密切相关。灾荒的频繁性与间断性，造成中国农民身份的极端不稳定性，经常在“农民——灾民——暴民——顺民——灾民”这一序列中循环转换。历次农民起义，无不以饥荒为起点，是农民为求生存而进行的反抗斗争。统治者深知蕴藏在饥民群体中的巨大破坏性力量。只有不断巩固个体小农经济，把农民分散在广阔的乡村，固定在小片土地上，农民才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而一旦灾荒发生，涌动的流民潮如没得到及时的疏导，便极易形成一股冲击震荡现有政权的强大力量，或削弱现有统治，或改朝换代。一个王朝的衰弱与更替，其最大的政治背景往往就是因饥荒而发生了农民大起义。统治者只有重视农业才能巩固其统治秩序。
法家的重农主义主旨是“于国求其富强，于民求其治理”。儒家的重农主义则是其主要的道德训诫，并被历代的帝王尊奉为“根本”，主要表现为奉行“八政以农为先”和“悯农”的政策，以及对仓储制度的高度重视。儒家重农，主张先富后教，认为有恒产而后有恒心，把人人培养为士君子当作他们的最高目的，这种重农主义也是以稳定社会秩序为目的的。
绅士的主体是遵循儒家传统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的重农思想受儒学传统对农业的态度所左右。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影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儒家对士人务农的极端鄙视，阻碍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儒家基于立国立身倡导重农，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发展。
儒家对士人务农是极为鄙视的，孔子把想从事农业的樊迟喻为小人，孟子也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94]士大夫既然是劳心之人，理应受劳力者俸养而不必亲自耕作。正是深受儒家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国古代士人都不愿意轻易谈论有关农业的问题，或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研究和著述，更不愿意躬亲农耕，以远小人之嫌。以至于在整个中国古代出现了一种“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现象，正如明代马一龙在谈到他写《农说》的宗旨时所说：“农者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农，故天下昧昧不务此业。”[95] 士人对农业的这种态度大大影响我国农学及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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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弊病从秦汉时期开始，一直延续。秦汉以后，由于“县令等于国君，名为亲民，实为高拱，三老墙夫之职既废，与民接近者，莫非蠢愚之徒。知识无异于乡农，经验或且不逮。士不以农为学，有履田畴而不知稼穑者，间有一二人讲求，亦徒著书，而不传播其学于氓庶。”所以“重农之意虽笃，而农政实日以荒”。[96] 这种情况到明清时期尤甚，明清科举实行八股取士，四书是科考首重的“时文”一科内容，史鉴典制是“策论”一科所需的知识储备，字韵是“读赋”一科的必备技能，至于实学技能，虽然可能在实际生活中有用，但不列入科举，被视为“末技”。这种教育体制培养的儒家士人只能是“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不顾郡邑之大利大害。”[97]
绅士鄙视农事，对农学不加研究，不利于农业技术的发展与推广，所以我国的农业技术自西周到明清进步非常微小。农民仍然保持着二千余年来落后的农具和原始的耕作方式。以博山县为例，到了清朝末年，仍和古代大致无二：农业尤不发展，乡区人多地少，垦荒造地、石堰层叠、灌田绝少，旱灾易成，一切种植、墨守旧法，应用动力、悉为人畜，终岁勤劳、不得温饱。[98]一张《安徽俗话报》描写晚清的农民：“种田的，更无知，蛙居井底。耳不闻，目不见，终岁辛勤。只知道，占阴晴，祈年望岁，守陈法，不改变，地利难尽。”[99]正是由于生产技术的拙劣，效率低下，生产不足，于是稍遇自然灾害便束手无策。有时虽是轻微的天气变化，也足以引起重大的打击。
明清缙绅地主不仅不重视农学，在逐利思想的驱使下对农民还进行了沉重的盘剥，致使农民的生活十分困苦。这一点，侯方域在《壮梅堂文集•正百姓》中也作了深刻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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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役加之，官吏之贪渔加之，豪强之吞并加之，是百姓一而所加之者七也。于是百姓之富者争出金钱而入学校，百姓之狤者争营巢窟而充吏胥，是加之者七而诡之者二也。即以赋役之一端而言之，百姓方苦其积极而无告，而入学校则除矣，充胥吏则除矣，举天下，以是为固然而莫之问也。百姓之争入于学校而争出于吏胥者，亦莫不利其固然而为之矣。约而计之，十人而除一人，而以一人所除者更加之九人。百人而除十人，更以十人所除更加之九十人，辗转加焉而不可穷，争诡焉而不可禁。天下之学校胥吏渐多而百姓渐少，是始犹以学校吏胥加百姓，而其后遂以百姓加百姓也。彼百姓之无可奈何者，不死于沟壑即相率而为盗贼耳，安得而不乱哉？”[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