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灾防灾研究(2)
2013-06-13 01:23
导读：针对湖南水利事业的现状，社会各界人士有关濬湖疏河、筑堤防、掘塘堰等兴修水利之议纷起，其中尤以治理洞庭湖为热门话题，此间还不乏熊希龄等湘籍
针对湖南水利事业的现状，社会各界人士有关濬湖疏河、筑堤防、掘塘堰等兴修水利之议纷起，其中尤以治理洞庭湖为热门话题，此间还不乏熊希龄等湘籍巨子的大力倡导。
然而，与提倡森林保护一样，上述水利行政、水文观测在现实中却收效甚微，水利动议也多流于形式。
民国前期，水利行政受政局动荡之影响，机构变动频繁。湖南省土木工程局和督办滨湖堤工水利总局成立不久，因军阀混战、政局多变，两机构相继撤销。到1924年，水利局也因财政困难而被撤销。考察整个民国前期的水利事业，我们可以发现，水利行政机关往往徒具其名，而无兴修
水利工程之实。所以时人责问“水利分局以水利为名，而月支与水利有关者仅技士1员，月支50元，测河旅费及测夫月支50元。试问此区区者能办何等水利？肆为欺罔，一至斯极。考其内容，真乱国之办法也”[16]。张敬尧治湘时，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疏河浚湖以惠灾黎，但也只限言语，未见行动。更有甚者，出于眼前利益，湖南当局对围堤挽垸大加鼓励，“政府不知思患预防，反因以为利，且为之设立局所，发给执照以提倡之”[17]。1924年，湖南大水之际，实业司虽然承认“本年水灾损失甚大，实由湖田给照与筑堤垸所致”[14]（P372），该年的水灾筹赈会也表示“以后旧垸不修复，新垸不再修，由执行部赈务股提出各种条例”[18]，然而在1926~1927年任省建设厅长的邓寿荃，其私人管庄伪造的照证仍高达15万亩以上[14]（P409）。正因为政府“唯以朘削农民，增收照费为事，于疏江濬湖诸事，毫无计划”[19]，围堤挽垸依旧盛行。由于大兴围垸，洞庭湖湖面日窄，湖床日高，容积日小，水灾日盛。从这个角度来看，时人痛斥水利局为水害局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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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刚刚起步的水文观测事业，由于时局影响，人员素质低下，水文资料大多残缺不全，年限短，且测验方法落后，精度极差，甚至有许多伪造现象，加上站数太少，分布在如此庞大的水系上，更缺乏科学性。水文资料整编、水情预报、河道观测和水文研究等项工作，同样收效甚微[20]（P167-168）。即使有些成就，但这些资料更多地是为帝国主义把持的海关和航运服务，而较少顾及湖南的水利事业，当时主要由外人把持的扬子江水道委员会便是典型代表。
主张兴修水利的各项建议无疑是具有建设性的，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譬如疏浚洞庭湖，熊希龄在《疏濬洞庭湖议》中就曾强调要沿引日本兴修水利之经验对洞庭湖加以整治。然而，“欲开濬洞庭，求湖水之出路，不能不疏濬长江，而其工程之大，费用之多，岂可以道里计哉”[20]（P166-167）。显然，要真正解决洞庭湖的水患问题，必须启动由四水上游、洞庭湖区和外江组成的
系统工程，而不能头痛医头，足痛医足。建筑堤岸虽为应急之法，但也不失为防洪之策，“惟建筑堤岸所需费用，当以万万计也”[20]（P167-168）。开凿塘堰，尽管耗费相对较少，然而湖南军阀割据，混战连年，对地方大肆搜括，实施起来同样难度极大。1917年益阳县知事张冈凤在塘坝
调查报告中曾作了如下表白：“以言疏浚，则民力既废；欲谋创办，又仰屋无援。水利之不能振刷，实非知事旷职之因耳”[14]（P214）。直到1934年大旱期间，当局在分析原因时仍承认“因水利失修，塘堰壅塞，坐视田禾枯萎，无法救济”[14]（P214）。
由此看来，在整个民国前期，兴修水利并未得到真正重视，而水利近乎废驰，往往造成一有天灾，便为害深远。
（三）、森林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森林培植之于减灾防灾的重要性，在民国前期已日渐为国人关注，孙中山便是其中著名的代表。针对中国灾害日频的现实，孙中山在20年代阐发民生主义时指出：“我们究防止水灾和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21]（P407）。
湖南“七山一水二分田”宜林山地相对较多。即便经过有清一代，在湘北、湘西、湘南等地区森林资源仍然比较丰富，“柏松畅茂”，“林木葱蒨”，“万木森森”，“异木层荫”之类记载多见于诸多方志和典籍之中，乃至到30年代外人马札尔在报导中国境内的森林绝灭情况时，仍将湖南南部与东北、福建、四川西部等地视为例外[1]（P314）。
民国前期湖南省政当局颁布了相应的森林法规，以保护森林。1917年，省长公署令湖南培秧局传谕各县团保严禁纵放牲畜，“牛羊践踏林苗，亟应严切查禁”，“嗣后放出牛羊，务须有人牧守，勿得任意践踏，致妨林业”[22]（P314）。1921年，省长公署训令各县保护森林的通令中，强调以各县知事保护森林工作成绩作为考绩内容，分别奖惩。“如各县知事，对于境内森林，督饬保护不力，定行分别惩戒，其有卓著成绩者，并当给予奖励”[22]（P314）。
各县也相应出台相关地方法规，订立乡规民约。1913年，桂东县制定《桂东县农林公社章程》，规定：“盗砍树木，律有明条，况当开办伊始，尤宜严禁。如有盗砍情事，被害者拿送公安局，报明社董，轻则议罚，重则送县惩治”[22]（P313）。1917年，永兴县制定各乡严禁窃伐山林处罚章程，其中规定：“一，凡山林竹木被人窃伐，无论探知其人为谁，必先将地点、种类大小、数量等情，报明地方绅董及左右邻舍人等，偕同挨户搜查，得确实证据，凭众议决处罚。二，窃伐他人山中竹木致大而多者，酌量加重处罚，由2400文或1600文或800文不等。三，窃伐他人坟山竹木致毁伤坟墓者，除备酒席或猪羊祭奠外，量其情节处以罚金。四，窃伐他人竹木寄藏远近邻里宅舍，其宅主以伙同窃伐。五，窃伐竹木被人鸣众搜查，不服反抗或持械拒捕者，公同禀县究治”[22]（P314）。1920年，长沙县知事姜济寰布告保护森林：“照得保护森林，刑律具有明文。条例一一具载，滥伐强伐罚金。窃取焚烧治罪，四等五等徒刑”[23]（P835-836）。可见，此阶段湖南对保护森林植被的重要性已有了一定的认识。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勿容置疑，这些法令法规和乡规民约起到了保护森林的一定作用，延缓了湖南森林植被遭破坏的趋势。但由于政局动荡，这些法规也基本流于形式。而且，随着人口压力不断增大，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广大民众肆意追逐森林植被中所蕴含的不菲的经济效益，民国前期湖南根本不能扭转森林植被日渐残败的危局。
与晚清相比，民国前期湖南人口猛增，从1911年的23 402 992人飚升至1912年的27 616 708人，净增人口4 213 716人，增长率高达18%。之后，人口稳步增长，到1925年，全省人口总量增至30 529 212人[24]（P502）。人口数量的迅速膨胀，社会对木材、薪材的需求量大增，加上山区毁林种粮规模日益扩大，湖南森林被破坏的程度不断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