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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与赈灾分析(2)

2013-07-22 01:14
对富有资产但又并不乐意赈济饥民的殷实富户，政府有时会施加压力，以提供政府的保护为交换条件，迫使其拿出部分贮存钱粮。《清稗类钞》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道光已酉（1849），江忠烈公忠源令秀水。维时米价腾贵，饥民抢掠。江甫履任，即有控抢二十余案，弋犯不下百余名。访有某甲者，平日最为地方害，以站笼暴烈日中，毙之。余悉置之囹圄，不问。旋至赈局，邀众绅，谒城隍庙。袖中出示神文，问诸君肯自署名否，众唯唯。因焚香，鸣钟鼓，同跪神前，朗诵誓文一遍。制两匾书捐数，即赍花红鼓吹，以乐善好施四字褒之。否则大书‘为富不仁某某’额于门首，责令地保巡视，务使藏匿，惟不许敲诈虐待，违则反坐。一时欢声雷动。于多捐者，给予禁抢告示一纸。犯者，照某甲一律处死。数日之间，捐银十余万两。盖均欲得此告示作护符耳。”[44]
可见，灾荒发生后，某些绅士出于对灾民抢劫暴动的恐惧，为寻求官府的庇护，不得不出钱出粮支持官赈。
当然也有不肯与政府合作的绅士，如道光年间魏崧任四川隆昌县令时，“岁大饥，请发米二千石赈之，不给；复劝富人捐二千石，又不给；乃自捐俸廉购米继之，活人无算。”[45]另外，据张仲礼统计，在19世纪，为官府筹款（捐输、报效）的绅士只占其总数的3%。[46]
不过，无论如何，属于王权仁政表达形式的官赈，能否施惠于民，能否在基层社会顺利有效地进行，离不开地方绅士的密切配合，不管这种配合是出自主动还是被动。

第三节 绅士主持义赈
绅士作为官民中介，经济上，对财富的占有量占绝对优势；政治上，绅士不仅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特权，还是乡村的实际统治者。文化上，经过长期职业化训练的绅士，几乎垄断了全部文化资源。这种独特的社会地位，使绅士成为民间义赈的主要组织者及物质承担者。其赈灾活动，形式多样，主要有：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免租：免除佃户应交纳的地租。明清时期租佃制盛行，地租率一般在50%以生。灾荒发生时，佃户自家生计都难以维持，更何况要交纳地租。这时，有的绅士便慷慨地免去田租，以减轻佃户的负担。如康熙年间，衡山县发大水，附监生曹征逵“出银谷济贫乏，有刘姓二佃，逋租累税，谋鬻妻，征逵一免其租，一代偿其债。”[47]
赈粮：灾荒导致土地荒芜、谷物失收减收，进而引发粮食危机，使灾民处于饥饿威胁之下。为了帮助饥民渡过暂时的生活困难，有的绅士将粮食无偿提供给受助者。如乾隆年间，安仁发生饥荒，绅士陈正修“出谷一千五百石，以赈乡邻，不取其偿。”[48]
赈粜：灾荒造成粮食短缺，米价涌贵。一些绅士将救济米、粟低于市价卖给受济者，虽属于有偿赈济，但有利于缓和灾情。乾隆戊戌（1778），长沙发生饥荒，监生钟启贵“出谷一千六百余石，减半价出粜，全活甚众。”[49]
赈贷：将救济品（通常为粮、种），以借贷的方式暂时给予受助者，以帮助其摆脱生产及生活的困境。这种方式主要针对受灾面积大，灾荒程度严重，不能全部无偿赈济；或是灾害程度尚不是很严重，往往是缺少生产资料而需贷给牛种的情况。赈贷分两种，一为生活性赈贷，帮助灾民解决食物匮乏问题。如乾隆年间醴陵大饥，监生周仕重“输谷四百余石赈贷”，[50]二为生产性赈贷，帮助灾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如万历三十二年（1604），平江县因饥荒缺乏籽种，喻延礼出谷千石分散赈贷，里人皆得种植。[51]
施粥：对受助者施以稀粥，以维持其最低生存需要。一般在粮食不足，灾民众多，非赈不生的情况下施行。这种赈济方式简便易行，立竿见影。如衡山诸生谭毓灼于饥荒时出粟赈粥，全活无算。[52]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施药：大灾之后，常有大疫， 施医送药， 是救疗疫灾最主要手段。 乾隆十三年（1748）， 广东平湖县发生瘟疫， 精通医术的庠生赵朝芋傾囊制药以施， 全活无算。[53]有的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与官方相比，社会力量对瘟疫的救疗要积极主动的多。[54]
代赋：发生灾荒后，有时朝廷并不蠲免，灾民本来就有衣食之忧，赋税更成了他们沉重的负担。于是，富裕绅士出面代替灾民交纳赋税，也成了其赈灾的内容之一。据《歙绅公输旧粮碑》记载：“为长吏者宽之则废上之供，急之则弊民之命，焦劳莫可，如何淮南卤盐业诸君，谊关桑梓，共倡义举，愿于四年纳，公赈捐输。”[55]
由于受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及自身活动范围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绅士主持的上述民间赈灾活动往往比较分散，且规模较小，具有很大的地区局限性。从各种方志中我们可看出绅士赈济对象往往是自己的“邻里”“乡里”，一般不会超出本县范围。所以他们赈灾活动的成效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也是民间赈济活动只能成为官赈必要补充的重要原因。直到光绪初年，随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变化，近代报刊的发行，运输条件的改善，绅士视野的开阔，以及官赈的衰落，民间赈济活动才突破了狭隘的地区局限。这时的民间赈灾活动主要由绅商主持，其赈济对象往往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地区，募捐范围涉及广泛的社会阶层。赈款筹集后，义赈人员长途跋涉，跨越省区，前往灾区放赈。这种赈灾方式往往能够最大限度的动员社会力量，集中一定的资财，把赈灾活动办得有声有色。（关于晚清义赈，已有学者作过论述，在此不作详述。）[56]
官赈是灾荒救济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民间赈济活动则是其必要的补充，二者共同目的都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灾荒发生时，当官赈能正常发挥其赈灾功能，社会秩序也比较稳定时，民间赈济活动相对少一些。而当官赈功能衰退，无法有效地赈济灾民而使社会出现动荡时，民间赈灾活动就会频繁一些，这也是明朝中后期慈善机构的增多以及晚清义赈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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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品行，绅士有正绅与劣绅之分。正绅比较关心赈灾这类公益事业，而劣绅则往往视灾不救，缺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有的甚至期望发生灾荒，以便乘灾大发横财。张仲礼在广泛收集材料后做出定量分析，认为有32%绅士对社会活动不积极，20%的绅士私人设善堂施舍、赈济。[57]当然不排除一些贫寒的下层绅士对赈灾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很多富裕绅士对赈灾并不热心，视灾不救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天启三年（1623），永兴知县陈鸣见饥民遍野，掘蕨根活命，而“富人有谷积陈陈，望门投券肯弗予”。[58]又如嘉庆十二年（1807），湖南全省大旱，乐均作《观音土行》诗揭露为富不仁的现象，诗云：“富家有土连郊垌，富家有米如坻京。米价日高不肯粜，坐视饿浮填沟壑。”[59]更有甚者，一些绅士乘灾荒之机大发不义之财，清朝湖广布政使俞森抱怨“豪家巨室为富不仁，惟望荒年饥岁，闭籴图利，谁肯以仁德济人。”他认为只有大力办好常平仓，才能平准米价，“遏塞富豪趋利之心”，才能进行有效的灾荒赈济。[60]明朝吕坤大发感叹：“嗟嗟斯世，安得富且仁，又安得使仁者富！”[61]这也反映出某些绅士为富不仁、视灾不救在当时是个十分普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