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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扬建国前的现实主义理论

2013-07-21 01:06

论周扬建国前的现实主义理论

现实主义问题，是周扬整个文艺理论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的新文学是沿着现实主义的主流发展来的。现实主义和文学的功利性常常连在一起。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不曾占有过地位。”陈顺馨认为，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源于“影响的焦虑”，即对苏联文艺变化与国际左翼文学的紧跟。[49]（P93）刘锋杰则指出，周扬对文艺规律的探讨具有受动性、间断性，以及认识的滞后性等特点。他对艺术规律的探讨首先要取决于他是否能超越政治思维的预定性而进入艺术思维空间。他一直在克服着这一障碍，这一障碍也在克服着他。由于这种受动性，周扬文艺思想对于政治环境的依赖性很强，他的探索常常被峻急的政治形势所打断。“周扬把政治置于创作的中心，他完成的是政治文学的证明，尽管他也谈现实主义，但他的现实主义已被政治化。”[50]
以上论述均从整体上把握了周扬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建国后）的主要特点，但综观周扬建国前的理论著作，我们不难发现上述观点难免有所偏颇。因为周扬除了提倡现实主义，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苏的现实主义作品外，还逐渐建构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模式。尽管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不免有模仿苏联的痕迹，但它已经与中国当时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同时周扬也格外注重能够用于指导反映中国现实的、并和中国源远流长的写实传统相一致的现实主义理论。正如朱辉军所说：“周扬正是在现实主义这一点上，找到了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现实、中国传统结合的结合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逐渐获得了中国的现实特点和民族特色”。[51]

一、 建国前周扬现实主义理论的嬗变过程以及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

周扬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探讨，直接源于苏联现实主义理论思潮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周扬对现实主义的阐述中，引证的大多是高尔基、斯大林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他倡导的现实主义多称之为“新的现实主义”，“先进的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是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相对而论的。然而，周扬并不希望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仅仅是对苏联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拙劣模仿。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中曾经提醒人们，“这个口号（指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引者注）是有现在苏联的种种条件做基础，以苏联的政治——文化的任务为内容的。假使把这个口号生吞活剥地应用到中国来，那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52]（P114）这一点足以说明周扬的文艺观念中蕴含着实事求是的品质，反对一味模仿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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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探讨不是一成不变的，他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其理论，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综观周扬建国前的文艺论著，我们不难发现其现实主义理论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起始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探讨，这同时也为他后来致力于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体系预设了方向和奠定了基础。1933年4月，周扬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是国内最早介绍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周扬对前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产生的背景做出了恰当的分析，同时也对这一理论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界定和评述。周扬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产生有着坚实的创作基础，它包含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因素并因之使自己“更加丰富和发展”。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成是对前苏联极左拉普派“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有力否定。但是，周扬并没有因为强调艺术的特殊性而抛弃辩证唯物论，他同时又充分肯定了正确的世界观对于文学创作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说：“巴尔扎克之所以不能达到现实之全面的真实的反映，也就是因为他的世界观的局限性和缺陷的缘故。”在这里，周扬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潜能，极力拓展了它的深度，高度弘扬了它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方面的优势。虽然这是一篇带有明显译介性质的文章，但周扬对文学创作指导思想的高度重视也可见一斑，这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所具有的思想和素质。此文既是中国左翼文坛第一次把苏联文艺界尚在讨论中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口号全面介绍到中国来，也是全面清算“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开始。同时这篇文章也充分表明周扬已经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解决问题了。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1936年1月，周扬在他的《现实主义试论》中又提出了“新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并对此方法作了明确阐释。一方面，周扬强调了世界观与现实主义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新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必须以现代正确的世界观为基础。”[53]（P157）另一方面，周扬又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渗透作家主观的理想甚至幻想。因为“现实的素材经过创造的想象力和幻想的熔炉才能改制成艺术品。”“新的现实主义不但不拒绝，而且需要以浪漫主义为它本质的一面”。[54]（P16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周扬提倡的“新的现实主义的方法”之所以新就是在于他一方面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时又强调了浪漫主义，这与以前文艺理论界一味强调以其中之一为正统的提法无疑更进了一步。但我们又必须看到，周扬在这里提倡的浪漫主义，仍属于现实主义范畴。
到延安后，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在以前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1937）一文中，周扬明确指出：“对现实的忠实并不是对现实的跪拜，作家有想象和幻想的最大权利。立脚于现实的作家应当尽量发挥他们的创作的个性，对各种新的形式和手法作大胆的尝试和探求。”[55]（P227）同时他又引用王国维的一句诗“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周扬认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不是对客观外物的简单模仿，而是通过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对客观外物进行加工改造，融进作家的主观情感和想象。在此，周扬既强调了形象思维在作家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又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了明确的区分。
在《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1939）一文中，周扬主张“民主主义现实主义”。他认为我国从“五四”开始的整个新文艺运动就是一个“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运动”。他否定了“左联”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就为当时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下，“作家在主观上和新兴阶级的急性结合”所产生的“倾向于工农大众的文艺”，只是“机械的搬运”了“无产阶级文学”这个概念，“按它的性质来讲，仍然是民主主义的”，因为“它的内容并没有越出反帝反封建的范围”。抗战以来的文学，“也是文学上的民主主义的传统在新的现实基础上的继承和发扬”。[56]（P266-279）对“左联”的“无产阶级文学”重新作出解释，是周扬文学思想中的突出的一点，但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