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扬建国前的现实主义理论(5)
2013-07-21 01:06
导读：早期的周扬是把文学的形象化问题与艺术形式连在一起的。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中，周扬讲了恩格斯对文学的技巧的看重
早期的周扬是把文学的形象化问题与艺术形式连在一起的。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中，周扬讲了恩格斯对“文学的技巧”的看重、高尔基对“文学技术”问题的重视，继而说“作家为获得高度的表现技术，即，为达到更完全的形象化的努力，是正当的、必要的努力”。[90]（P107）这里所提及的“文学的技巧”、“文学技术”、“表现技术”主要属于艺术形式的范畴。尽管把形象化与表现技术联在一起实在牵强，但周扬对艺术形式的重视可见一斑。
周扬的典型理论主要是对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所提出的命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91]（P683）的具体阐释。与恩格斯一样，周扬对“典型性”的界定也基于“真实性”，并将其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典型化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周扬对典型的最初论述基于恩格斯“这一个”的名言。从具体个性的“人”出发，结合自己的理解，在中国文艺界较早地认识到了典型的“独特的个性”，并且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个性对于典型构成的重要性以及个性与人性的矛盾统一关系。但在典型的创造上，周扬并没有一味盲从，对这一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指出“典型的创造是由某一社会群里面抽出最性格的特征，习惯，趣味，欲望，行动，语言等，将这些抽出来的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使这个人物并不丧失独有的性格。”并认为“典型不是模特儿的摹绘，不是空想的影子，而是作者用丰富的想象力把实际上已经存在或正在萌芽的某一社会群共同的性格，综合，夸大，给与最具体真实的表现的东西。”但是，他又认为，写本质的真实就是要选择典型，“在杂多的人生事实之中选出共同的，特征的，典型的东西来，同这些东西使人可以明确地窥见人生的全体。这种概括化典型化的能力就正是艺术的力量。”[92]（P160-161）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周扬所看重的依然是典型的社会性、思想性和阶级性，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典型的特殊性和丰富复杂的个性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显然，这种界定并不符合恩格斯的本意。庄锡华指出，周扬的“由某一社会群里面抽出最性格的特征，习惯，趣味，欲望，行动，语言等”，“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大概也会使人物丧失其独有的性格——个性的。[93]周扬这样理解，除了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政治文化日趋“左”转，受时代思潮的制约与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对“真实性”的认识上，混淆了“艺术真实”与“本质真实”的关系。这种失误，虽可以理解但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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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在强调文学的真实性的同时，并没有否认浪漫主义手法在创作上的运用。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中，他对浪漫主义做出了充分肯定，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系做出了辩证理解。当时“拉普”的口号是“打倒席勒！”视浪漫主义为异端，直到1932年左翼文坛还把这一口号奉为圭臬。然而，此时的周扬凭借他那敏锐的洞察力，从文学发展的历史出发，以高尔基等大文豪的创作为例，考虑到苏联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给予浪漫主义以合理的解释与评价，并具体说明浪漫主义在不同国度的社会条件下，其运用会有显著的区别。这实属难得。就“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而言，左翼文坛曾一度把它作为批判革命浪漫谛克倾向的唯一理论武器，给当时的文学创作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但写文章对它的错误进行分析，对它的危害进行清算的，可以说只有周扬一人。正如张大明所说“这既需要理论勇气，又必须独具慧眼”。[94]
在周扬看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在发展中，运动中去认识和发展现实的”[95]（P110），从运动和发展中描写客观现实，一面要写出种种否定的肯定因素，一面要反映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揭示社会主义胜利的本质，以鼓舞人们为更美好的将来而斗争。他说：“进步的作家要在历史的运动中去看现实，从现实中找出在时代的发展上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而且要把那方面的未来的轮廓表现出来。他不但要描写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且他要描写现实中可能存在的东西。”[96]（P127）从这一思想认识出发，周扬认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本质上并不是对立的，是可以结合，而且应该结合的，它们自身就“常常互相错综，渗透，和融合”。[97]（P153）现实主义不但不拒绝，而且要把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本质的一面，成为它的一个要素，一个构成部分。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写生活中发展的、运动的、本质的现实，而积极浪漫主义则“具有充实现实，照耀现实的作用”，二者结合，能加强文学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在三十年代的黑暗时代里，周扬把浪漫主义纳入现实主义理论体系，提倡二者的紧密结合，会使现实主义文艺在揭露黑暗的同时，给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鼓励人们的斗志。从某种意义上看，周扬倡导这一创作取向，是无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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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论者认为，周扬对于浪漫主义的评述，只关注理想性，而忽视、回避了对于浪漫主义来说尤其显得重要的创作的主体性以及幻想性等问题，这样的浪漫无边际主义的理想，是极容易成为“人为的光明尾巴”的。[98]（P192）笔者认为此说法欠妥，周扬在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时，就很欣赏文学创作应该渗透作家主观的理想甚至幻想这种方法，因为这种创作方法表现了“社会主义的真实—一不是事实的总和，而是许多事实的综合，从那里面选择了典型的东西和性格的东西”。[99]（P111）在以后的《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文中周扬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认为“对现实的忠实并不是对现实的跪拜，作家有想象和幻想的最大权利。立脚于现实的作家应当尽量发挥他们的创作的个性，对各种新的形式和手法作大胆的尝试和探求。”[100]（P227）可以说这一论述使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