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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国民政府时期公医制度发展的三个阶段

2013-07-19 01:00

分析国民政府时期公医制度发展的三个阶段

公医制度在民国后期的推行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过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历经几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推行公医制度的思想开始在我国萌芽，到了30年代初年至中晚期，一些社会进步人士开始在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几个地区进行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40年代初国民政府颁布政令开始在全国部分地区推广。以下拟就这几个阶段的基本情况稍做介绍：

（一）思想萌芽阶段
公医制度最先是受国外医疗的保障制度和苏联的公医制度的影响而产生的。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医疗保健制度逐渐地显示了其优越性，吸引了许多要求改善中国卫生状况的人们的目光。报刊杂志上有许多关于公医制度的文章，要求实行医疗卫生改革，医药卫生国有。如李励在《谈我国卫生事业》中主张，各地方当局应协同医药界人士，在可能的范围内，筹设公医院或规模较小的施诊处所，齐心协力为改变中国卫生事业落后的情形而努力，认为“造福于社会，造福于国家，造福于我四万万同胞，莫有超过于此种事业者”。[14]当时萌发了在中国试行公医制度、为中国卫生事业作贡献的思想的人不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陈志潜、顾学萁等人。
陈志潜（1903——？），公共卫生学家。1921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标准建立的。各科教授都是国际知名的权威。对陈志潜影响最大的是公共卫生学主任教授Ｊ．Ｂ．兰安生（Ｊ．Ｂ．Ｇｒａｎｔ）。这位被誉为社区保健及社会医学的先驱和公共卫生学的思想家与实践家，出生在中国，对中国劳动群众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了解。兰安生在教学中对中国农村卫生保健问题进行分析，为使中国的医疗事业取得进步，他设想在中国实行公医制度。陈志潜在师从兰安生的学习过程中逐渐产生了献身我国农村保健事业，实现公医制度的志愿。并在以后的工作中积极地推进中国的卫生状况，进行公医制度的实践。他提倡公医制度，开展健康教育，先后参与陶知行和晏阳初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农村卫生实验区建设。在定县他创立了构想多年的农村三级保健网，开展保健服务和健康教育。抗日战争期间，他除组织领导战伤救护外，在四川省建立市县公共卫生机构80余处，并创办了重庆大学医学院。他为我国的卫生事业，尤其是农村社区保健和公共卫生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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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提倡公医制度的重要人物是预防医学家、劳动卫生学家顾学箕。1930年，他考入沪江大学医预科。他在医预科学习期间，聆听了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博士的演讲，“医生是福人的职业”，“要培养能为公众服务的医师”，这些话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坚定了他学医的决心。他接受了颜福庆“为人群服务”的思想，立志学好本领，以科学救国，挽救民众脱离罹病之苦境。他提倡公医制度的道路，愿服务于边疆及农村，注意边疆、农村基层的卫生服务和人才的培养，以公共卫生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正是由于看到了西方国家卫生事业的进步性和公医制度的优越性，针对中国卫生事业状况落后的现状和民众生活的艰辛与窘迫，社会进步人士开始效仿西方的医疗保障制度和苏联的公医制度。他们致力于卫生建设，旨在提高中国民众的身体素质和推动中国卫生事业的近代化。
 
（二）实验阶段
在这个阶段，主要是一些旨在探索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谋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社会进步人士积极参与和组织下对公医制度进行实验，而政府的卫生机关和部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进步人士进行合作，参与卫生建设，处于从属的地位。
这个时期，农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与卫生部门合作，试办过若干农村卫生实验区。如1929年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设农村卫生实验区和保健院。陶行知主持的南京晓庄农村师范学校，与卫生署合作，建立晓庄农村卫生实验所（1931年卫生署接收后改为汤山农村卫生实验区）。1933年，梁漱溟倡议乡村建设运动，与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合作在山东邹平县改建实验卫生区、卫生院等。[1]（P18）
30年代，“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从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当时中国农村存在的四大病症：愚、贫、弱、私，并针对性地提出：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贫，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采取家庭、夜校、社会三大教育方式，提高农民的知识、生产、健康和团结力的“四大水平”。平民教育的开展，对提高民众的认识水平，改善农村落后的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帮助。开展改善农村卫生实验的工作者从中吸取经验，接受他的某些观点，将其运用到农村卫生工作的推进中。
陈志潜等人为探索农村卫生工作的出路，积极开展实践。为减少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他们开展了妇婴卫生工作，分批为各村培训接生员，让她们了解基本的妇婴卫生常识，还组织年轻母亲学习妇婴保健知识。陈志潜到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后，根据定县的卫生情况，采取扎根基层、面向农村的方法，保证广大农民享受现代医学科学的好处，避免走过去那种由传教士、医生在城市开设医院，等病人上门，光治不防的老路。他创造性地为极端贫困的华北农村地区找到了一个享受现代医疗保障服务的模式。采用1929年在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培训农村小学教师，为农民种痘、急救的经验，选了两个区13个村庄作试点，开始把酝酿了多年的农村三级保健网的设想付诸实施。农村三级卫生保健网，第一级是保健员，第二级是保健所，第三级是保健院。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的关系是：各有分工，相互协作，上下支援，逐级指导。保健员负责村单位的卫生保健工作，宣传卫生常识，施种牛痘，改良水井，进行生命统计，对一些常见疾病进行救急治疗；保健所为区卫生机关，保健院为全县卫生之最高机关，实施卫生教育，计划全县卫生工作，训练全县卫生人员，治疗病人，进行传染病预防及研究工作。三级卫生保健网把预防、保健、医疗工作联结在一起，在全县范围内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医疗预防保健体系，为广大农民提供医疗预防保健服务。
定县农村卫生保健网至1935年已发展到6个区，有220名村保健员，约覆盖半数的村庄，农民的卫生知识有了明显提高，很多人家改良了水井和厕所。不过几年的时间，这里的轻、重病人都得到及时而科学的诊治。他们还经受住了1934年华北霍乱大流行的考验，全县只发生少数几例，无一人死亡。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整个保健网的经费平均每人每年仅为0.10元（约折合0.05美元）左右，即使是比较穷的社区也能承受得起。定县农村保健网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陈志潜所创立的定县农村卫生保健网，现在已作为一种模式，在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推广。[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