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扬建国前的现实主义理论(3)
2013-07-21 01:06
导读：（二）周扬建国前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体系 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范畴，它应该而且必须随着现实生活和文艺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更新
（二）周扬建国前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体系
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范畴，它应该而且必须随着现实生活和文艺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更新与发展。笔者试从周扬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出发，探寻周扬建国前的现实主义理论内在体系。
1、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社会生活是文艺艺术的真正源泉。周扬正是基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定物质与精神二分，文艺是生活的反映，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以作家实践为中介的辩证关系。因此，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始终强调和突出社会生活在文学创作中的源泉作用，认为生活是作品的基础，思想是作品的灵魂，技巧是创作成功的保证。思想借形象得以表现，而文学的形象必须从生活中吸取，“从来文学上的巨人都是两脚坚牢地踏在现实的土壤上的，文学和现实的紧紧粘合是文学力量的源泉”，[65]（P152） “作家是借形象的手段去表现客观真理的，而形象又是必须从现实中，从生活中去吸取。没有实际生活的经验就决写不出真实的艺术作品。作家必须到实际生活中去体验”。[66]（P245-246）这就牵涉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周扬在这里所讲的生活是什么、文学作品应如何反映生活。
有论者认为，周扬所说的“生活”与政治密切相关，即生活的本质或具象化了的政治，他的“生活观”往往和政治纠结在一起。[67]笔者对此表示认同。早在1932年，周扬在《关于文学大众化》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大众文学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不管题材的复杂性，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描写革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斗争生活”。[68]（P27）抗战爆发后，他又说：“在今天……文学的最大使命就是在各方面来反映和鼓吹这个抗战，影响并教育群众来参加这个神圣的战争，要达到这目的就需要把文学和民族自卫战争更密切地结合起来”[69]（P237）。所以他认为要成为一名作家，“首先当然是要有生活，然而却决不可以为一有了生活，便万事大吉了。更重要的，是要有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一种思想的和技术的武装”。[70]（P329）因此，从整体上说，周扬的“生活观”主要指人民生活、时代生活或政治生活。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其次，文学作品应当如何反映生活，这就牵涉到一个评判标准的问题。周扬在坚守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坚持以真实性作为评价标准。众所周知，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对于现实主义艺术来说更是如此。但什么是真实性以及如何判断作品的真实性却成了现实主义理论中一个莫衷一是的关键问题。综观周扬建国前的理论著作，从根本上说，他所理解的真实是一种停留在“政治化”上的真实。他要求作家在创作中追求真实，就是要求他们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追求文学作品的倾向性。他批评苏汶把文学的“真实”和政治的“正确”对立起来，并明确表示：“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71]（P58）在他看来，苏汶所主张的文学像镜子一样反映生活之所以错误，其根源就在于“把文学的真实性和文学的阶级性分开这一事实。”[72]（P59） “愈是贯彻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党派性的文学，就愈是有客观的真实性的文学。”[73]（P65）不仅如此，周扬还十分强调对“本质”的刻画。他说：“如果单只看见现象中的偶然，看不出隐在这偶然的现象里面的必然的，本质的东西的话，则不但不能获得对于现实的正确的认识，而且会走到歪曲现实的路上，文学的虚伪的路上去的。”[74]（P73）这样的理解有其合理的一面，它强调了作家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周扬在这里所说的“本质”，不是指作家自己对外界的感悟中认识到的“本质”，而是一种无法感受到的“先验的概念”，这种“本质真实论”颠倒了本质与现象的辩证关系，它要求作家按照某种先验的“本质”去描写生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基于这种文学真实观，周扬格外强调文艺中理智的、思想的因素即革命的世界观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同时代的其他人，如鲁迅、茅盾、瞿秋白等人都没有他“这样集中、这样具体地讲得明白”。[75]（P221）然而周扬也承认在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可以创作出与他的落后的世界观背道而驰的革命的作品来，但他又借吉尔波丁的话指出，这往往会破坏作品艺术组织。因此，只有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把握住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从万花缭乱的现象中，找出必然的、本质的东西，即运动的根本法则，才是现实的最正确的认识之路，到文学的真实性的最高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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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强调文学的真实性之外，周扬也没有忽视对民族形式的改造与利用。“民族形式”这一口号最初由毛泽东提出。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他指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6]（P534）1940年1月，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77]（P707）周扬接受了毛泽东这一论点，并运用到文艺上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来。他说：“用简洁明了的文字形式，在活生生的真实性上写出中国人来。这自然就会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就会是真正民族的形式”。[78]（P302）在此，周扬把民族形式看作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问题，没有把旧形式与民族形式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同起来，因此，周扬的看法为当时许多文艺家所接受。
2、重视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
周扬历来重视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早在三十年代初周扬与苏汶的文艺论争中，就已贯穿着这一思想。在《文学的真实性》（1933）一文中，周扬认为苏汶的“镜子反映论”“完全否认了认识的主体（作家）是社会的、阶级的人这个自明的事实。”并指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随现实而变化发展的，现实和认识，客体和主体，是在社会及其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找到它的辩证的统一的。[79]（P60）在朱辉军看来，“这对于象周扬这样的客观论者来说，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