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荆江地区水灾及其特点和影响(2)
2013-07-26 01:25
导读：（1）降水量 1931年荆江地区降水量 单位：毫米 测站时间总计年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最大日降水量降水日数 五月六月七月八月日期降水量 监利167.8782.0949
（1）降水量
1931年荆江地区降水量 单位：毫米
测站 时间 总计 年降水量 占全年降水量 最大日降水量 降水日数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日期 降水量
监利 167.8 782.0 949.8 1146.6 82.8% 7月21日 160.4 25
宜都 256.5 147.2 471.5 280.3 1155.5 1317.3 87.7% 7月9日 148.7 48
松滋 158.3 59.3 232.0 275.2 742.8 953.9 78% 7月5日 54.0 41
岳阳 497.3 157.0 366.8 30.3 1051.4 1799.6 58% 5月6日 97.5 51
注：（1）总计是指列表中几个月的降水量总和。
（2）降水日数是指列表中几个月的降水日数总和。
（3）宜都年降水量不包括1—4月及12月；监利年降水量不包括1—5月及8月。
资料来源：《长江流域水文资料：一八八零至一九四九年长江中游干流区洞庭湖区降水量》，长江水利委员会，1957年刊印。
从上表的不完全统计中可以看出，以上四县一年中的降水量有半数以上集中在5—8月。这四个月的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百分比少者58%，高者达87.7%，可见这四个月的降水量之多。据《岳阳历史上的自然灾害》一书中“岳阳历年各月降雨量”统计，1912—1937年岳阳5月份平均降雨量为195.6毫米，[12]而1931年岳阳5月份降雨量为497.3毫米，是历年平均降雨量的2.5倍，创下了1912—1931年岳阳5月份降雨量的最高记录。各县降雨时间平均每月达10—12天之久，最大日降水量多出现在7月份，有时几天内的降水量甚至超过一个月的降水量。如：宜都7月9—10日一次最大降水量为207.1毫米，历时29个小时，[13] 竟比6月份降水量还多59.9毫米，占7月份降水量的44%。大量的雨水集中降落，导致荆江大小河流同时暴涨，洪水大大超过荆江自身能承受的泄洪量，酿成1931年荆江地区大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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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洪峰流量
荆江河段的洪水有96.1%是来自宜昌以上的长江上游，宜昌站洪峰流量的大小决定了泄入荆江洪水的洪峰流量大小。1931年宜昌站最大洪峰流量高达6.46万立方米/秒，洪量约30年一遇。[14]而宜昌站一般年洪峰流量3—5万立方米/秒，[15]1931年宜昌站最大洪峰流量比一般年洪峰流量多1.46—3.46万立方米/秒。长江上游江水通过宜昌下泄荆江，但是荆江枝城的河道安全泄量约为6万立方米/秒，[16]上荆江沙市河段的安全泄量，包括松滋口、太平口的分流量，约为6.1万立方米/秒，[17]下荆江石首河段包括藕池口的分流量，则仅可安全通过5万立方米/秒。[18]可见，该年上游来水已经超过了荆江河道的安全泄量，而国民政府对荆江地区堤防又荒于修筑，必然会导致特大水灾的发生。仅是宜昌以上的来水就已超过荆江河道的安全泄量，沮漳河（途经枝江、江陵）又以1060立方米/秒的最大流量注入荆江北段，[19]给荆江洪水造成“峰上加帽”之势。该年城陵矶七里山最大流量为5.79万立方米/秒，[20]致城陵矶莲花塘的合成流量竟高达10.27万立方米/秒。[21]荆江大堤本身就存在堤基渗漏、堤身隐患多的严重弱点，以“百病缠身”之荆江大堤抵抗如此大的洪流量，焉得不溃！
（3）水位
1931年水灾期间荆江的最高水位：宜昌为50.3英尺，沙市为 34.9英尺，岳州为51英尺，[22]打破历年水位记录，《扬子江防汛专刊》认为：“查历年水位记录其最高者，当为廿年。”[23]
1931年荆江水灾期间，水位不仅高，而且上涨快，使抢险几乎成为不可能，“无术可抗”。从以下监利县政府频繁的公文及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年水势的汹涨：
8月8日“本日大雨倾盆，自晨迄夕，江水又增5寸许，抢护虽在进行，但雨下泥泞，甚形困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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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嗣复据报，水势陡涨尺余，又遇狂风猛雨，波浪滔天，水高堤面二、三尺，堤上抢护民夫随流冲去”。[25]
8月15日“水势自朱三公溃口后，连日续长。现水位较十五年高四、五尺，超过全堤老堤面一尺以上。”[26]
8月19日“此次复水超过前次最高水位4寸，益以北风大作，危险不可言状。”[27]
水势上涨如此迅猛，水位又高，政府缺乏准备，致使江水一次又一次地溃堤冲垸，桑田变沧海，人畜水中漂，惨状不可胜言。
3、灾后瘟疫盛行
1931年的大水，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以霍乱为主的大瘟疫，荆江地区也不例外。灾民无衣无食，秋收绝望；房屋倒塌，耕畜等生产工具或丧失于滔滔洪水之中，或为了维持生计低价典当出卖。一无所有的灾民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体质必然羸弱，难以抵抗病菌的入侵。再加上灾后粮价上涨，许多灾民无力购买，为了饱腹，野菜草根，掘食殆尽。有些野菜野草本身有毒，但灾民为了活命，饥不择食，致使染疾身亡。如华容县“瘟疫流行，死亡已达千人，查其致疫之由，皆因所食牛尾草、红蓼根、蛤蟆菜过多所致”。[28] 蛤蟆菜有毒，吃后腹胀。牛尾草、红蓼根“均系草类性质，无养生原料，疫苗乃伏于此，惟禁人食用”。[29]
该年瘟疫对人民生命的摧残实较水灾更为残酷。据金陵大学对江淮流域的水灾调查，这次水灾从发生到当年11月，被灾区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中，淹死的比例仅占24%，而病死和饿死的竟高达71%，其他占5%，且大都死于灾后的传染病。岳阳县发病率高达211‰人。[30]瘟疫肆行，加重了水灾的灾难性后果， “洪水固可畏，疫病尤甚于洪水也”。[31]
（三）损失和影响
1931年荆江地区水灾奇重，为清道光以后80年所未有，江河并涨，堤垸溃决，人口大量死亡，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为方便叙述，列表如下：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1931年荆江两岸地区水灾损失统计表
县别 人口
总数 灾情等级 被灾面积（方里） 原有农田（亩） 被淹农田（亩） 被淹农田占农田总亩数 被淹房屋（间） 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