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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荆江地区水灾及其特点和影响(3)

2013-07-26 01:25
人数 占全县总人口 死亡人数 损失估计(元)
江陵 713,624 一 7,020 2,240,000 672,100 30% 7,000 496,08 70% 3,000 2,000,000
监利 480,745 一 5,908 1,177,000 941,900 80% 20,000 372,003 77% —— 4,000,000
石首 178,441 一 3,300 707,000 601,200 85% 25,560 124,909 70% 1,180 12,206,000
松滋 471,156 二 3,312 816,000 81,600 10% 39,800 224,173 48% 2,149 8,500,000
枝江 239,490 三 1,519 369,000 114,300 31% 3,000 118,859 50% 1,402 1,180,000
公安 300,812 三 1,758 939,000 563,600 60% —— 105,734 35% 2,965 9,242,000
宜都 311,743 四 1,119 389,000 58,400 15% 320 62,228 20% 300 300,000
华容 311,322  1,051 800,000 520,000 65% 10,445 160,000 51% 2,000 10,700,000
岳阳 478,234  6,013 750,000 440,000 58% 12,100 377,500 79% 1,180 9,263,400
总计 3,485,567  31,000 8,187,000 3,993,100 42% 118,225 2,041,495 59% 14,176 57,364,400

注：因对水灾损失各种资料统计的时间不一致，所以对各项统计数字多有出入，本文为方便起见，采用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委员会的调查数据，实际上，各种损失远不止此数。
资料来源：（1）人口总数据《湖北民政刊要》，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第一期。
（2）原有农田据《统计月刊》农业专号，民国二十一年一、二月合刊，第19页。
（3）华容、岳阳人口总数、原有农田、被淹农田、损失估计据周一虁等撰《湖南省水灾查勘报告书》上编，1931年铅印本。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4）其它资料据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编《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工振报告》，民国二十二年。
1、人口死亡或逃亡，劳动力锐减
  　水灾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口死亡，劳动力锐减。据湖北水灾急赈委员会公布的数字称全省“死于洪水、饥饿和瘟疫者有33600余人”。[32]若按此数仅湖北6县死亡人数就占33%，可见荆江地区人口死亡率之高。但是实际上，荆江地区的死亡人口不止于列表中的数字。这一点从其它资料的记载可窥一斑。松滋县内仅第三、四区，“人口淹毙者二千一百四十余人 ”。[33]公安县死亡绝户。江陵县“仅淹死者就达3000人”。[34]由此可见列表中的统计数字远不及实际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已经骇人听闻，逃亡人数更是触目惊心，仅监利一县逃亡者就达30余万。[35]其它县逃亡者亦多：江陵灾民或露宿，或栖息划船，或逃往荆沙乞食，流离失所。枝江“有结队出外乞食者”。[36]岳阳县1931年流离人口占该县总人口的百分率为26%。[37]金陵大学的调查显示，在该年灾后流离的人口中，成年男子所占的比率，各县平均为60%。男性青壮年在灾后的流离人口中占绝对优势，这几乎已成为一个规律。在荆江地区的逃亡灾民中，男性青壮年所占的比率亦当如此。男性青壮年的大量流离是导致荆江地区劳动力锐减的一个重要方面
    劳动力是农业生产中首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劳动力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兴废。荆江地区在1931年的灾荒中，大批农村人口死亡或外逃，农村劳动力锐减，灾区存留的灾民中老弱病残比例较大，进一步削弱了农业劳动力的水平，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荆江地区农业的衰退。
2、田舍毁坏，粮食减产，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
一场大洪水，不仅会卷走无数灾民的生命，还会毁坏田亩，剥夺幸存灾民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粮食，毁损农民的耕畜农具。灾区农民的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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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利：“全县被冲淹 500余民堤，田地90余万亩，悉遭沉沦”。[38]
公安：“淹没田地二十余万亩，统计全境十区已沉波底者八区，冲毁房屋，损失无算”。[39]
松滋：据报“淹田四十余万亩，损失粮食四十余万石，棉花四千余万斤”。[40] “仅第三、四区就淹没了田约三十九万四千余亩，禾苗被淹者颗粒无收。房屋冲毁者七千五百余户”。[41]
另外，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进行的江淮流域水灾调查，平均每一农家损失为451元，[42]荆江是长江的险段，每户农家之损失当不亚于此数。据调查人员称，我国每农家，在耕种上，全年所得报酬只有300元，[43]可见农民损失之惨重与生活之艰难，已达极点。
3、粮价上涨，引发饥荒
粮食是维持灾民生存和延续生命最主要的生活资料之一。农民平时也仅能维持生存之最低限度，难求一饱，水灾导致农作物减产或绝收，必然会使粮食紧缺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引发饥荒。1931年大米的物价指数由1930年的100上涨到115.64。[44]该年湖南省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1930年上升10.19%。[45] 江陵“发生粮荒，商品价格混乱，粮价上涨”。[46]华容因农业减收，“米价涨至吊钱一升尚难买到”。[47]粮价的上涨，对灾民的生存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无力购买粮食，饥荒迅速蔓延，扩增了人口的死亡数量。华容当年“米粮来源断绝，现斗米万钱，有三五人合籴米一升，和草煮食者，有终日莫得粒米入口者。城外麻里泗地方，有东山难民陈友章一家三口，投水自溺”。[48]灾民不死于水则死于疫，不死于疫又难免死于饥，其生存之艰难惨不可言。
任何社会都无法绝对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但是1931年荆江地区的水灾如此烈惨，一方面说明该年气候的异常，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政府对减灾防灾工作的懈怠。在那硝烟不断的年代，纷扰的战争耗费了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相当大一部分的物力和精力，对减灾防灾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懈怠了减灾防灾，一旦天灾发生，政府就不得不投入十倍于减灾防灾的物力和精力去抗灾赈灾，这是1931年荆江地区水灾给我们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