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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萧对文学功利观的继承与背离

2013-07-23 01:03

四萧对文学功利观的继承与背离

“四萧”雅爱诗章，不仅创作了很多诗歌散文，而且还在一系列的书信中大量表露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在文学创作和理论创新上都取得了应予重视的成就。他们的理论观念比较零散，似无逻辑体系，可是其脉络分明，一以贯之。大致说来，和我国古代大多数文论家一样，这些观念主要涉及两个方面：文学的功利性及其美学特征。有趣的是，“四萧”对两者的认识始终贯串着继承与背离儒家诗教这种二重性。一方面，他们时不时抬出儒家“风教”和“文质彬彬”的基本原则来规范当时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很大程度上赋予“风教”和“文质彬彬”以新的质素，从而引领文坛新时风。本文正是从这一矛盾现象出发，全面探讨“四萧”的文学思想。
儒家的“入世”与务实精神，使得传统诗教论者认为，文学不仅对道德、情感具有感染和陶冶作用，而且还同社会政治和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因而，“风教”论便成为儒家文论的一大特色。它主张文学应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维护伦理秩序，具有经世致用、劝美惩恶的社会政治价值。客观地说，这种理论确有其积极意义，它强调文学要言之有物，要表现社会、人生理想，以达到维持社会稳定与教化人伦的目的，这在中国文艺思想发展历程中当属优秀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个传统两千多年来从未消歇过。
作为一国之主和王室贵胄，“四萧”必然首先要从治国安邦出发，继续申倡文学的社会功用。因此，他们的文章、著述不可避免地都留下了“风教”论的痕迹。
萧衍的文治武功冠绝一时，年轻时就已跻身“竟陵八友”之列，即位后，又经常召集文人吟诗作赋，使有梁一代吟咏诗文蔚然成风，直接促进了梁代文坛的兴盛。值得注意的是，萧衍吸收乐府民歌的营养进行创作，他的拟乐府诗几占其现存80余首诗歌的一半，且几乎全为言情之作，如郑振铎先生所说，萧衍的诗“以新乐府辞为最娇艳可爱”[3]。而且在七言诗体的开拓方面，他堪为自曹丕以后的数百年间创作成绩突出、影响最大的第一人。可以说，在中国诗歌发展史这一领域，他的确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但与三个儿子的文学活动相比，萧衍归入政治家的行列可能更为切合其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主要业绩。他爱好文学，却很少在言论中直白地表露自己的文学思想，其崇儒倾向和文学主张大多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中。对于文学的社会功用，萧衍没有作明确阐述，但他通过文化政策来弘扬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却是毋庸置疑的。首先，他嘉奖孝子，褒赞孝行，肯定儒家长幼尊卑伦理秩序的合理性。甄恬、沈崇傃“孝行殊异”，名振邦壤，萧衍颁布诏书，旌表二人，认为推行此风，可以“敦风厉俗”，有益风教。而他自己，则洋洋洒洒地作了长篇大论《孝思赋》，以现身说法宣扬儒家孝道。其次，他继承儒家的礼乐传统，认为声音之道与政相通，礼坏乐缺，可导致国异家殊。他诏敕臣下整理古乐，修订五礼，以期移风易俗、“明贵辨贱”，扫荡前朝浇风，巩固现有政权。因此，萧衍尽管没有正面强调文学要具有教化美刺作用，但他对儒家伦理、礼乐的揄扬暗合了“风教”的基本精神，尤其是他对萧纲等人倡导“新变”的强烈反对更直接证明了他对“风教”论的崇奉。因此，可以说，萧氏四父子中，他无疑是力倡儒家“风教”论而不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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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他的三个儿子除萧统仍沿儒家道路持正不偏而外，萧纲、萧绎兄弟却都是“新变”的倡导者，新风的推动者，是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的积极革新者。
先看萧统。萧统对“风教”的论述相对丰富，态度也较真诚：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           （《文选序》）
“每钻阅六经，泛滥百氏；研寻物理，顾略清言。既以自慰，切以自警。”                                     
（《与何胤书》）
“静然终日，披古为事，况观六籍，杂玩文史。见孝友忠贞之迹，睹治乱骄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师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诚至，无俟旁求。”
（《答晋安王书》）
“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驱，鄙吝之意怯，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                       （《陶渊明集序》）
 从上述所论来看，萧统显然持儒家“风教”论观点。在《文选序》中，他基本上同先秦两汉儒家诗教论者一样，主要从政教立场出发评价《诗经》、屈原及汉赋。论《诗经》，他突出《关雎》、《桑间》等篇的美刺作用；论屈原，他赞美其“含忠履洁”、“臣进逆耳”的政治品格；论汉赋，他标举扬雄《长杨》、《羽猎》“戒畋游”的规劝寓意。萧统之所以特别留意作品中的“孝友忠贞之迹”、“治乱骄奢之事”，其目的就是要倡扬政教风化，发挥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另外，《文选》的选文也体现了萧统对风教内容的重视。他选录的大赋如《甘泉赋》、《子虚赋》等往往曲终奏雅，篇末常寓规劝帝王注意节俭、修明政治的讽喻之意；诗歌如束皙《补亡诗》、韦孟《讽谏诗》、潘岳《关中诗》等等，在内容上也都是表现忠君孝亲的政治观念；而所选史论中的《过秦论》、《六代论》、《辨亡论》等，又都与王朝命运休戚相关。由此看来，萧统是比较注意作品的政治教化内容的，不仅在理论上强调儒家的风教论，而且还在文学活动中不遗余力地加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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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纲也念念不忘“风教”传统：“《诗》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伦敦序。”[4]《中庸》是“天经地义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实立教之关键，德行之指归。”[5]《昭明太子集序》还有：“文籍生，书契作，咏歌起，赋颂兴，成孝敬于人伦，移风俗于王政，道绵乎八极，理浃乎九垓，赞动神明，雍熙钟石，此之谓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