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萧对文学功利观的继承与背离(3)
2013-07-23 01:03
导读：应该指出的是，萧统兄弟对儒家典籍的推崇与时人是有区别的。裴子野《雕虫论》云：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善惩恶
应该指出的是，萧统兄弟对儒家典籍的推崇与时人是有区别的。裴子野《雕虫论》云：“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善惩恶，王化本焉。而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所谓“形四方之风”、“彰君子之志”，即要推行王化政治内容。裴子野极力鼓吹以儒家经典为根本，发挥其劝善惩恶教化作用的重要性，甚至不惜贬低文学，重新将文学与儒家典籍捆绑在一起。在裴子野看来，经学是根本，文学只是“枝叶”和雕虫小技，而文学家则类同俳优。精美的形式、华丽的辞藻毫无实际意义，甚至还会导致亡国“乱代”危险的出现。以政治风化作为唯一准的，裴子野批评当时“吟咏情性”之作“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兴浮志弱，败坏诗风。究其实质，裴子野仍视文学为经学的附庸，漠视文学蒸蒸日上的独立地位和繁荣局面，其文学观完全倒退至先秦、两汉时期的混沌状态，与时代要求相去甚远。
相比之下，萧统兄弟的态度则要开明得多。诚然，他们也在申倡风化政教，重视文学的美刺功能，但如前所论，这种功利性质主要由儒家典籍来承担。儒学作为一种政治
伦理学说，其功能就是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制衡，遏制人们个体情性的过分泛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而文学正与此相反。充沛的诗性情感往往来源于个体情性的张扬，来源于对“发乎情，止乎礼义”[7]理性规范的冲决，它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带有社会内容，但其社会功用、美学特征同儒家经典有着根本区别。因此，萧统兄弟虽然尊崇经典，推重其社会价值，但又不偏废文学。他们继承前人进步的文学观，维护文学的独立性，重视文学的美学性质，被裴子野斥为“箴绣鞶帨，无取庙堂”的形式美，反而成了他们刻意追求的新境界。由此可见，在文学观念趋向自觉的特定时期，萧统兄弟对待文学与典籍的科学态度不仅比裴子野背逆时流的观点更为高明，而且还间接、直接地推动着文学审美自觉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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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同样重视儒家经典，《文心雕龙》专辟《宗经》篇以显其重要：“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也。”在此，刘勰也谈到了经书“参物序，制人纪”的社会功能，但他只是一笔带过，注意力并不停留于此。刘勰“宗经”，不在于突出其政治功用，而在于说明儒家经典是各体文章的发源地，论说辞序、诏策章奏、赋颂歌赞等文体都以《诗经》、《周易》等经典为母体。不仅如此，儒家经典在写作手法上还为世人树立了创作典范，它们有的“言中事隐”，有的“文意晓然”，有的“藻辞谲喻”，有的“章条纤曲”，有的“婉章志晦”……。总之，它们基本上都具备情深、风清、事信、义真、体约、文丽的总特点，后人著述文章，当以此为楷模。刘勰的观点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从鉴赏论角度阐发儒家典籍的文学价值，令人耳目一新，这却是萧统兄弟所不及的。萧纲虽也认为《诗经》、《楚辞》是文学创作的典范，但他们更多地执着于儒家典籍的政治功能，较少从文学艺术特色角度予以考察，故理论创新明显不如刘勰。
再看第二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向来是中国文人孜孜以求的人生奋斗目标。“修身”虽被置于首位，但它只是构筑“治”、“平”政治理想的基石，“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8]才是士子们的真心渴求，因而文学与政治的亲密关系就常常被他们有意识地夸大；而统治阶级为维护政权，往往也大力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在这种上下合力的作用下，文学的美学价值和其他功用自然就会被忽视，终而至于沦为政治理念的“传声筒”。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上文所引《毛诗序》和班固的观点就表现了这种思想倾向。儒家经典乃至文学，行使“风教”功能的目的是为了沟通上层统治者与下层民众之间的信息，并最终收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9]的社会效果。文学对夫妻、父子等家庭关系的合和作用，看似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但在以血缘关系、伦理纲常为政权基础的封建社会，《毛诗序》的观点在深层意义上其实是直接紧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提出的。纵观先秦两汉的文学批评，几乎少有不是围绕这一轴心而展开的，而儒家极力提倡的“立德”、“修身”的实质内容也没有脱离这一轴心，其原有的意义倒相对被冷落了。
至梁代，萧统兄弟的观点有了偏离，而且萧统的论述犹有新意。当然，萧统并不割裂儒家经典与政治的联系，所谓“孝友忠贞之迹”、“治乱兴衰之事”就是指社会政治内容，它们与治国理政确实有密切关联。因此，萧统自称，阅读这些典籍可以使他“自警”，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种“自警”之识切合其皇太子身份，因此是跟自然的。
同时，萧统又非常重视儒家经典的“修身”功能。“自慰”、“人师益友”、“弛竞之情”、“鄙吝之意”、“廉”、“立”等提法表述的内容侧重于个人的情操陶冶和品德修养等方面，与汉儒所倡的“风教”论大相径庭。它指涉的范围比汉儒所论略的有较大扩展，眼界也更为宽广。不过，萧统的这种观点也暴露了一个问题：作为统治者，其着眼点不是要积极参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而是要退守到自我心性的修养。这固是他个人的不足，且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南朝文学疏离政治、疏离社会的时代风气。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萧统对道德操守的自觉要求直接影响着他的日常生活。史载他“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10]，平时性爱山水，不蓄女乐，待人处世恪守儒家礼仪，因而颇得民心。死后，“朝野惋愕。京师男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11]
但是，萧统对“风教”的认识虽比前人有所拓展，却很少为后世儒学家所继承，他们对文学的看法依然存在过于强调政治功能的弊端。如魏征，为了革除齐梁流弊，巩固唐朝政权，他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就仍然坚持汉儒的观点：“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类似的看法在此后一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不绝如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