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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英国欧洲政策的转变(2)

2013-07-29 01:07
导读:二. 英国转向申请加入欧共体 然而到了1955年底,英国的政策出现了重要变化。英国同意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关于建立关税同盟的讨论,它此举的目的是

二. 英国转向申请加入欧共体

然而到了1955年底,英国的政策出现了重要变化。英国同意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关于建立关税同盟的讨论,它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引导谈判向英国希望的方向发展。在那一刻,英国的这一想法也并非不合理。但是英国很快便意识到,它并不能如其所愿的引导谈判的方向,于是就让其谈判代表退出了讨论。直到此前,英国对谈判的态度依然是“敬而远之”。但现在英国开始感到六国设想的关税同盟可能最终会成功,并且它很有可能被德国所主导。于是,英国人陷入了一种复杂的心态:既担心自己被排除在一个歧视性的欧陆贸易集团之外,又对欧洲安全可能再次受德国控制感到关注。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英国感到必须采取行动来破坏六国的团结。传统均势原则的影响使英国不能对欧洲大陆一体化的发展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导致英国人愈来愈关注欧洲大陆的深层次原因是50年代开始英国对外贸易重心从英联邦转向欧陆国家的结构性变化,同时随着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展开,英国的海外利益呈萎缩之势,英联邦和欧洲力量的一消一长使得英国丧失了维持孤立原则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是毋庸赘言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英国的欧洲政策的影响。
在50年代英国对西欧一体化的外交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方面,英国强调它参加西欧一体化组织将削弱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则鼓励英国与欧陆国家融为一体。换言之,美国并不是影响英国发展与欧洲大陆紧密关系的障碍。产生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的原因在于英美两国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法的不同以及它们对欧洲一体化观念和政策的分歧。英国极其重视美国在西欧防务中的作用,同时欲借助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但是,这种特殊关系是单方面的。在美国人看来,如果说英国在战后初期美国的全球战略中还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话,那么随着西欧的复兴,他们更倾向于将英国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凌驾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的“特殊”伙伴,这在1950年5月艾奇逊下令销毁一份阐述英美之间存在特殊性质关系的文件中可见一斑。与英国炫耀与美国关系的特殊相比,美国人怕强调这种特殊会给他们与其他欧洲大国的交往带来困难并增加英国讨价还价的砝码。在欧洲联合问题上,美国持鼓励态度,因为它符合美国的长期对欧政策,既能促进法德和解,巩固西方阵营,以利于对抗苏联,又能减轻美国的援欧负担。在联合的方式上,美国偏爱西欧一体化的倾向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相应地对英国对于六国的消极态度愈来愈不满意。因此,如若英国选择加入西欧一体化,不仅不会削弱它与美国的关系,反而可以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分歧。对英国来说,加入西欧一体化实际上削弱的不是英美关系,而是它所坚持的自己的大国地位。不过,美国对六国的支持确实给英国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一方面,美国不反对英国坚持政府间合作的欧洲联合方式,但反对英国利用这种方式阻止乃至“破坏”六国的一体化努力,由于英美关系的不对称性,英国在欧洲防务、发展核力量和处理世界事务中有求于美国,它抵挡美国在西欧一体化问题的影响的能力削弱,当英国与六国发生矛盾时,更不能指望美国支持英国的不利于一体化发展的任何方案。相反,美国往往公开或幕后鼓励六国对抗英国,在美国的干预下,英国对西欧一体化进程的消极影响受到了相当的抑制。另一方面,随着共同市场计划的成功,美国越来越表现出发展与欧洲大陆一体化关系的兴趣,这使英国有了真正的危机感,因为欧洲大陆一体化集团的形成本来已对英国的地位构成威胁,如果美国再把这一集团当作主要伙伴,那么可想而知,英国将很可能要丧失在欧洲所剩下的影响。因此。一直坚持自己既定政策的英国到了50年代后期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孤立,而不是自己选择的、能使自己保持行动自由的孤立49。


在对欧政策转折肇始的麦克米伦执政期间,麦克米伦在主观上的确做出了超越传统“三环外交”模式的抉择,然而在外交实践中却又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俗套”,戴高乐表示不信任“盎格鲁——撒克逊人” 50,使英国向欧共体的首次“求爱”遭到挫败。由此可见,传统的外交资本在经历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后也可能成为现实活动中的历史重负,即使以灵活机动铸成的英国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也一时难以应对传统事务对变革的固有影响,尽管麦克米伦政府试图突破旧有的外交模式,但终究还是“在逃离中落网” 51。进入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英国自身实力的衰落及其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对“三环外交”进行调整的言论、思路初见端倪:英国必须在新形势下对西欧领袖、英联邦首脑和享有特权的美国伙伴三个角色做出选择。麦克米伦不得不对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承担的广泛义务和责任实行收缩,并对其外交政策目标及其轻重缓急次序加以调整。他从与欧共体相对立转而走向要求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实现了英国对外政策的一次大转折,同时也体现了英国的实用主义传统风范。正是这种务实的政治文化,使英国在19世纪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一向居于比较主动的地位,可以游刃有余地在欧洲列强间纵横捭阖。
1957年,麦克米伦鉴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将给英国带来极为不利的形势,为了保持英国在西欧的特殊地位和大陆市场,麦克米伦政府决定谋求在欧洲经合组织内建立一个可与六国保持联系的自由贸易区,认为这是消除上述危险的现实选择。1956年11月,麦克米伦首相代表英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建立包括欧洲经合组织全体成员国在内的“大自由贸易区”计划,并主张在欧洲经合组织的范围就这一计划进行谈判。英国政府希望看到的欧洲模式是:在政治上,这是一个由主权国家联合的欧洲,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成员国将联合行动;经济上,这将是一个没有中央机构干预的自由贸易区的欧洲,并且这个自由贸易区将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以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麦克米伦认为:孤立的英国对英联邦盟友是没有多大用处。这就是说,麦克米伦是在筹建全欧性自由贸易区和“七国贸易区”的方案都行不通或无力参与同欧共体竞争的条件下,最终下定决心向“罗马条约”靠拢。这种状况决定了英国不具备优势,它必须接受欧共体的“考察”,也就是说要看英国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欧共体的条件。1960年,英国、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七国在斯德哥尔摩签订协议,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欧洲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比较低,其初级目标是成员国之间对大多数工业品减税,并最终消除关税52。共同目标是到1970年实现工业品的自由贸易,并不是一体化。与欧洲经济共同体不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完全是一个政府间的结构。欧洲自由贸易区成立后,欧洲经济共同体对英国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的真正动机有所怀疑。因为从经济上看,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小国从中获益。它们认为英国的动机是使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看到欧洲自由贸易区实行低关税的好处,从而回到谈判桌上,与英国订立一个多边贸易协定53。欧洲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使欧洲分裂为六国对七国的局面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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