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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务评价分析研究

2013-07-29 01:02

赈务评价分析研究

赈务作为社会慈善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和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也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民国前期短短16年间，湖南社会动荡，兵燹不断，匪盗猖獗，经济萧条，灾荒连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湖南赈务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湖南赈务所取得的进步和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尽管此间投入灾害救济的团体和个人终极目的不尽相同，或出于行善积德，或出于互助互爱，或出于人道主义，或出于经济利益，或因政治需要，或为沽名钓誉，但共同的救灾行为为官赈、义赈和个人私赈提供了一个合作舞台，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各种赈济模式互为补充，最终促使了湖南赈务的进步。对广大民众来说，不管是官赈还是义赈，在客观上都解救了民生疾苦，成为了这段不幸年月中众多灾民籍以存生的希望所在。就整个社会而言，赈务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民国前期动荡社会至关重要的减震器，消除了诸多社会乱象，在维系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就此而言，民国前期的赈务事业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然，由于时代局限，无论是发展水平，还是赈灾实效，民国前期的湖南赈务又带有严重的局限性。
就发展水平来说，理想的赈务格局中政府与慈善机构应是伙伴与合作的关系，即财政主导、工作合作，但民国前期湖南赈务却与此相去甚远。在民初的传统赈务传承阶段这无从谈起。义赈兴起后，特别是华洋筹赈会存续期间，在形式上，官方与慈善团体可谓是伙伴与合作，但在实际运作中却貌合神离，政府根本不是华洋筹赈会的财政主导。在实际的赈灾活动中，政府行为是一柄双刃剑，赈济与破坏并存，其多年传承下来的腐败便是华洋筹赈会心力交瘁的根源。即使在多元化发展阶段，双方几近各行其是，离理想赈务格局同样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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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赈济实效而言，湖南的社会现状必然使其大打折扣。
首先，湖南赈务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民国前期的黑暗政治。社会安定与否是减灾防灾能否顺利进行的必备条件，更是能否有效医治灾伤的基本前提。而民国前期湖南政权更替频繁，政局动荡不安，兵事连年不断，土匪异常猖獗，鸦片种植屡禁不绝，必然会破坏赈灾救灾的社会环境。
政权更替频繁、政局动荡不安必然影响赈务。因地处要冲，辛亥革命后，湖南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必争之地。由于各派军阀的交替统治，湖南政权更替之频繁是同时期全国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如下表：

民国前期湖南都督（督军、省长）更易表[83]（P727）
姓 名 任职名称 任职时间 
谭延闿 都    督 1911年10月─1913年10月 
汤芗铭 都督—将军 1913年10月─1916年7月 
曾继梧 代理都督 1916年7月5日─7日 
刘人熙 代督军兼
代省长 1916年7月─1916年8月 
谭延闿 省长兼都督（督军） 1916年8月─1917年8月 
傅良佐 督    军 1917年8月─1917年11月 
谭浩明 湘粤桂联军总司令 1917年11月─1918年3月 
张敬尧 督军兼省长 1918年3月─1920年6月 
谭延闿 督军兼省长 1920年6月─1920年11月 
赵恒惕 省    长 1920年11月─1926年3月 
唐生智 代省主席、省主席 1926年3月─1927年11月 

由上可见，短短16年，掌握着湖南实权的最高军政长官共更替了11人次，几乎不到1年半就更换1人次。其中除赵恒惕督湘稍有时日外，其余均未及3年。刘人熙不到1月即被解职，曾继梧任期仅2日便已去职，谭延闿更是三起三落，所有这些无不反映出当时湖南政局之剧烈动荡。争权夺利如此之激烈，不可能要求政府重视赈务、潜心救民。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兵事连年不断必然影响赈务。16年间，湖南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反袁驱汤（汤芗铭）、护法战争、驱张（张敬尧）运动、谭（谭延闿）赵（赵恒惕）战争、援鄂之役、唐（唐生智）叶（叶开鑫）之战、北伐战争等。兵事不断，百姓遭殃。1922年的晃县，先后有杨柏舟之北伐军、唐继尧之攻铜军、王文华之护国军、王华裔之游击营及李协和所统之滇军经过县境，年内仅招待费资就高达85万元以上[84]。1923年的谭赵战争，蹂躏30余县，死伤万余人，耗资200余万元[85]（P76-77）。而护法战争更为惨烈。据1918年《醴陵灾户调查总表》记载，醴陵县灾户总数为47901户，被杀22542人，受伤1917人，焚毁屋宇14752栋，荒田户数达10490，财产损失高达19 410 281元[36]（P139）。株洲在1918年4月底5月初的6天内，百姓被杀1200余人，烧毁房屋940余户[83]（P771-773）。宝庆境内，“南北五陷五复，往来十决十荡……商业凋残，士民流离……户少炊烟，路断行人，伤心惨目，天日为暗。东城一带，烧杀尤甚，人民转徙流离，极形痛苦。现已逃亡尽净，城中几无一人。……东门外一带，因战事发火，所有铺户悉为灰烬，并毙百姓千余名，血流成渠，其祸不下株、醴”[36]（P163-164）。在如此短暂的时段内兵事如此之密集，这在当时中国社会中无疑是罕见的。此起彼伏的战乱直接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社会防灾设施，使为数不多的财富或被充为军需，或被付之一炬，大大削弱了社会防灾能力，加上征兵拉夫、伤亡导致劳动力大量减少，土地大片荒芜，人民的贫困程度大大加深。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灾荒的动因，灾荒是不断扩大和持久的战争日益蔓延的结果。因此，大兵之后，必有灾年。
匪患异常猖獗必然影响赈务。“军兴以来，全湘七十五州县，乃无不有匪，而匪无不炽”[36]（P165）。辰邑十一区，被匪焚掠者，达七、八区之多，纵横二百余里，寂无人烟[86]。对此，熊希龄深有感触：“吾湘所受痛苦者，固属荒灾，而土匪实亦历来致祸之源，扰乱乡里，民不安居，马牛抢尽，无以为耕，积久乏食，农亦生变……因土匪横行，道路为梗，即有中外慈善团体自愿捐款来赈者，亦将裹足不前，即有官绅能自筹款采办粮米者，亦将扼于交通不便，此为赈务之致命伤也”[87]（P1680）。同时，匪患还直接破坏赈务。辛酉旱灾期间，对于湖南方面的求赈，北京赈务处就曾指责：“地方土匪未清，以致米价日腾，贫民无所得食，萑苻遍地，散赈救荒无从着手”[88]，这使得湘省赈款大受影响。芷江大旱期间，评议员朱德全披露：“芷江旱灾固有之，然以人祸为最烈，因土匪遍地，如我欲赴芷，须有一连人保护，故不能前往”[89]，土匪为害赈务由此可见一斑。匪盗啸聚山泽，扰乱乡里，勒捐强劫，对灾民来说犹如雪上加霜，其御灾能力也进一步弱化，赈济难度因而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