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务评价分析研究(3)
2013-07-29 01:02
导读：不难发现，民国前期湖南之所以灾荒频繁，除了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原因外，还与当时社会状况息息相关。政治稳定，社会有序，经济发展，物
不难发现，民国前期湖南之所以灾荒频繁，除了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原因外，还与当时社会状况息息相关。政治稳定，社会有序，经济发展，物质丰富，则御灾机制健全，抗灾能力较强，赈务通常能较有效地运作，灾伤可得到一定的控制，大灾往往化为小害，甚至被消弭于无形。反之，政治动荡，社会混乱，战争频繁，经济凋敝，物质匮乏，当局忙于争权夺利，无视民瘼，对赈灾救荒心不在焉，且混乱局势下，社会和人民微薄的御灾能力更是被严重消耗，这往往致使小灾酿成大害。1918-1920年间出现的小灾大荒现象便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民国前期湖南灾荒连年并不简单是气候异常的偶然产物，实际上是这一时期政治混乱、经济凋敝的必然恶果。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疾病的主要原因”[95]（P89），“因为国家没有方法可以统一，所以全国便大乱不已，灾害频至，祸患没有止境”[20]（P60）。湖南也不乏类似精辟独到的见解：“一般人只知从表面上设法救济，而致灾的根本原因，则没有人设法铲除，所以越赈越荒，越荒越难赈了。现在灾情这样奇重，并不是收成不好，也不是完全水旱虫灾的损失，实在是受了军事频繁，政局变动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人灾，不是天灾”。因此，民国前期政治与灾害形成的是一个死结，腐败政治在当时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要改变当时的致灾环境和化解当时的致灾因子无疑是不可能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湖南荒政在赈灾成效方面的相对性，“杯水车薪”是对其最恰当的概括。即使是辛酉大旱赈款多达140多万元，但灾民已过千万之数，人均不及0.14元。显然，水平相对提升的湖南赈务只能缓解部分灾民暂时的痛苦，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民国前期（特别是20年代）饿殍遍野、死亡载途的客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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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受当时政治、经济状况的限制，民国前期湖南赈务表现出了明显的两重性，无论是发展水平，还是其赈灾实效方面都有其相对的一面。而要从根本上防灾救灾，标本兼治，真正的归属乃是革新政治，提升经济，为赈务解除各种桎梏。因此，要治天灾，必治人祸。不过，在积重难返的民国前期湖南社会里，这无疑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
结 语
减灾防灾体系的几近瘫痪与赈灾救灾水平的不断提高是民国前期湖南荒政的突出特点，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义赈的异军突起以及其主导的赈务近代化潮流是民国前期湖南荒政的核心内容，因此，民国前期短短16年在湖南荒政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不过，由于时局动荡，荒政资料极其零散，官方资料更为缺乏，这给研究带来了诸多难题。
即便是义赈所主导的近代化，篇幅所限，对它的研究也只能是初步的。从纵向考察民国前期湖南荒政近代化的发展无疑是必需的，但横向探究也尤为重要，将其置于全国乃至世界减灾防灾发展的潮流之中，全方位、深层次地体现荒政的时代特色与局限，这也是下一阶段本人将要着重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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