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沦落的原因(2)
2013-08-03 01:13
导读：一是在军事兼并与被兼并的严峻形势下，各国高层权贵积极开展政治外交活动，利用妙龄美靓女子特有的价值使其充当外交政治工具。大国君主需要拉拢它
一是在军事兼并与被兼并的严峻形势下，各国高层权贵积极开展政治外交活动，利用妙龄美靓女子特有的价值使其充当外交政治工具。大国君主需要拉拢它国遏制打击强敌，因政治、军势形势发生变化需要与强敌改善关系，或借联姻之名以行政治渗透之实，或施放“修好”烟幕趁机吞并弱小；小国和势力相对较弱的国家需要向大国输诚纳款，求得它们的庇护，或不堪忍受大国逼迫需要联合与之抗衡，或兵败城陷而愿奉献一切以图苟全，等等。这些外交活动，就无一不将靓女派上用场，用她们的娇容媚态去换取对方权贵政治上的承诺或宽容、让步，去娱其意，征服其心，消磨其锐气，来牟取更大的即使用军事手段也不能获得的政治利益。她们成了高层权贵最便捷、最有效、最廉价而不可或缺的政治工具。
一是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导致了纵欲主义思潮的泛滥，迫使妇女沦落为男性统治者取乐的色性工具。由于维系“宗法封建”制统治的礼乐制度日趋崩坏，旧的礼规、道德准则逐渐失去社会意义，而新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政治制度刚刚诞生，况且，其时诸侯割据政治的重心，在如何使战争机器开足马力运作，各国都无余力顾及怎样建立一套有效的政治机制，对上层权贵行使监督职能，其内政管理基本上是长期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又由于自春秋齐桓公至战国秦孝公时期，大国诸侯为了富国强兵，相继进行改革、变法：“食有劳而禄有功”[44]，以爵邑俸禄激励士人为国家建功立业，“轻关易道，通商宽农”[45]，“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这，复其身”[46]，以减轻赋税和蠲免徭役等利益刺激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并且，自战国中期起，各国出于合纵连横军事策略的需要，都大兴尊士养士之风，争相抢夺人才，游说之士只须一策得用，即能登升卿相之位，在这一系列改革务实措施的启动下，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地涌起一股追逐势位欲利的世俗大潮，人们开始摈弃传统价值观念，而以利欲得失为尺度来衡量人生意义——苏秦见其嫂前倨后恭、为人势利，而引发“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 [47]的感叹，李斯决意入秦游说、辞别老师荀子所倾诉的“（人生）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贫穷”[48]的一番话语，就是其时世俗由推崇礼义、诚信转变为追求生活欲望充分得到满足的真实反映，从而，一当失去社会道德羁绊，首先起自于上层社会的纵欲腐败风气，就象决堤的洪水泛滥而不可遏。这表现在高层权贵都超越周礼规定的如诸侯限娶九女的等级数目，大量占有妇女，并将这种占有看作是与其政治地位相称的生活待遇，将恣情声色视为政治搏击之后应得的享受。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国君蓄藏的姬妾，是“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49]，不少公卿也是“后宫以百数”[50]，以至于“天下男寡无妻，女多拘无夫”；他们“左抱幼妾，右拥嬖女”[51]，在外部激烈兼并、内部互相倾轧的争斗中乐而忘忧，可一旦争斗受挫、失势，就“淫于酒、妇人”[52]，或“与宾客为长夜之饮，多近于妇人”[53]，以妇女为宣泄怨恚、忧郁和寻找慰藉的对象。另一方面，来势汹涌的追逐势位欲利的世俗浪潮很快就将开始处于附属地位的妇女吞噬同化。她们中的上层贵妇，在丈夫妻妾成群、权利争夺激烈的宫闱中，为了保持现今既得权位或夺取更大的利益，都费尽心机去投合丈夫的喜好，利用她们唯一珍贵的姿色，献上百般娇媚，万种风情，以赢得他们的怜爱宠信，以占有亲近丈夫的绝对优势，为其生育子嗣；费尽心机排斥、陷害构成威胁的情敌，来巩固自己的宠位；有的甚至以色交结权贵，以求取他们的庇护、支持。她们如此争宠夺爱的手段，说到底就是用色性作武器进行比拼。楚怀王夫人郑袖凭天生丽质宠冠后宫，而一见魏国所送怀王的年轻女子有倾城之色，就十分忌恨，先用诡计使她落入圈套，而后将她绞死，一手制造了以狡诈、狠毒著称于史的“掩袖工谗”[54]的悲剧；鲁文公的第二夫人敬嬴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成为嫡子，将来继承君位，不惜委身权臣襄仲[55]，就都是她们以色性为武器拓展生存空间的典型事例。他们中的下层妇女，在功利世俗潮使人际关系金钱化以后，或迫于生计，或为经济利益驱动，或因家长包办造成婚姻失败，而沦为职业卖淫者，空前增多（详情下文论及）。这样，无论贵妇民妇，都成了丈夫的性奴隶，而且成为所有男人的性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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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男女有别”为基本内容的性别伦理逐渐得到推广，束缚妇女的礼教枷锁已打造成型。由于纵欲主义思潮的泛滥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很大的几家学者都极力倡导规范两性伦理。孔子说：“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56]，而主张以“礼”设“男女大防”，孟子则明确提出“夫妻有别”，强调“男女授受不亲”[57]，荀子则进一步从男女无别的祸害——“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妖”[58]，来陈述设置礼防的必要性。显然，他们倡导“男女有别”，是为了维护婚姻的和谐与纯洁，维护亲属之间长幼尊卑的宗法等级秩序，防止发生乱伦行为，破坏家庭宗族的血缘结构，毁掉家属族之间的亲情，是为了维护社会上下贵贱的政治等级秩序，防止家、族内外男女偷情野合，引发寻衅报复甚至杀人灭门的祸端，以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应该说，他们针砭时弊的这剂“男女有别”的药方，确乎对准了病症，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然而，为了达到“别”的目的，他们致力于发挥、传播乾坤阴阳学说，人为地夸大、歪曲男女性别差异，贬低女性的人身、社会价值，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59]，以天地上下悬隔的自然属性来判定男女的性别等次，说明“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与永恒性，以乾道“云行雨施”、坤道“乃顺承天”[60]（大地承受天空雨露才滋生万物）的自然法则，推论出女需待男而嫁、妻需待夫施而化（生育），女、妻必须从属于男、夫的价值属性，以乾阳“刚”“动”和坤阴“静”“柔”的特性，推论出妇女因为柔顺而易受诱惑、失德，因为柔顺“当待夫唱而后和”，使“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61]，即使妻妇从事中馈纺绩之类微贱的“内事”，支持丈夫营生谋业的重大“外事”，是天下不可变易的大道理。这些学说就为打造礼教枷锁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再者，儒家的理想政治是“修身、齐家、治国乎天下”，以修身为治国之本；而修身是指通过自我伦理约束，力求道德自我完善。其“完善”的政治标准就是在家做孝子，出外做顺民，入仕做忠臣。要培养这样的人，儒家认为最理想的教师就是家庭中的良妻贤母。因为她们以“主内”为职分，朝夕与儿女相处，有母性所独具的深厚关爱，其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对于树立儿男的政治抱负和陶冶他们的品德操守，进而对于下一代家庭的构成质量，及第三代人口的素质，都影响极大。为此，儒家特别看重妇女的修身，对她们提出了总称为“妇道”的许多苛刻礼规。而它的传播，并不因为儒术与大国争霸尚武、“以攻伐为贤”的时势相悖，而受政府的干预、限制，相反，由于儒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与”与“夫夫妇妇”的伦理思想，重视感情教育以培养后代德操的教育思想，切合于社会各层面每个父权家庭治家的需要，切合于社会人口代谢的需要，以巨大的生命力植根于社会，一代代传承不息，“妇道”就随着儒学的推广而逐渐得到传播，用“妇道”来规范女性的言行，就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这一点，可用下面史例加以证实。楚昭王在云梦泽遇“盗”袭击，其大夫钟建不顾一切，背负昭王妹妹季芈逃离脱险，事后她坚持对昭王说：“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62],意即钟建既已接触她的身体，就非他莫嫁；孔子门徒子贡在“阿谷”的郊野持酒觞向一浣衣女子讨水喝，她顺流舀满放置沙地上，一脸严肃地说：“礼固不亲授”[63]——依礼，我决不能亲手把觞交还你；齐国“画邑”士人王蠋面对燕国军队屠城的威胁，以“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64]表白宁死不屈的决心；燕国辩士蔡泽向秦国应侯范睢陈说君臣利害关系时道：“……夫信妻贞，家之福也”[65],可季芈生长在礼制文化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的楚国，耳濡目染的是南方蛮夷习俗，阿谷浣女不过一山野村姑，王、蔡二人为在野寒士，他们张口就用“妇道”晓喻事理，表白心迹，足见，其时儒家“妇道”教化的推行已相当普及。
